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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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莉莉, 吴利学

2017, 0(8):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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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中国经济现实为基础，构建并估计了一个具有投入产出结构的新凯恩斯多行业DSGE模型，分析了外生冲击对宏观经济、行业经济的差异性影响，以及投入产出结构、行业消费结构、价格黏性、要素密集度等行业异质性特征在宏观总量与行业波动中的作用。基于中国1996-2014年季度数据的校准和估计，我们发现：多行业模型与传统单行业模型模拟得到的外生冲击对宏观经济总量的影响总体一致，但外生冲击对行业经济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主要原因来自行业间在价格黏性、投入产出结构和要素密集度方面的差异及其相互作用。本文的多行业模型可以更好地分析中国宏观和行业经济波动，并作为相关政策实验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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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分割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刘维刚, 倪红福, 夏杰长

2017, 0(8): 2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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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WIOD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首次利用衡量生产分割程度的生产阶段数方法，考察了刻画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生产分割对中国1998-2011年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经验研究层面研究了分工细化促进生产率提升的观点。研究发现：（1）生产分割显著促进了企业生产率，整体和国内生产分割对企业生产率有"倒U型"效应，而国际生产分割对企业生产率效应呈"U型"。（2）企业的特征影响生产分割对生产率的效应。整体和国内生产分割对民营和国有企业的效应显著为正，对外资企业影响不显著。国际生产分割对民营和外资企业效应显著为正，而对国有企业不显著。（3）生产分割对东部地区企业生产率的效应强于中西部地区，整体上对省级以下管辖企业的效应显著强于省级和中央管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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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式创新与中国企业加成率动态

诸竹君, 黄先海, 宋学印, 胡馨月, 王煌

2017, 0(8): 5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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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劳动力成本纳入扩展的Melitz-Ottaviano模型中，论证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加成率的动态影响。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我们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结果显示：（1）企业平均工资提高会引起当期企业加成率下降；（2）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国有企业和西部企业的影响较大；（3）企业跨越一定门槛效应后，可以通过"工艺创新效应"和"质量升级效应"实现加成率动态提升；（4）行业技术水平和省份制度因素会影响企业创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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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影响: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

宋超, 谢一青

2017, 0(8): 7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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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通过加工贸易等形式逐渐融入全球价值链，成为国际产品内贸易分工体系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本文在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研究中国企业出口模式差异对出口汇率传导的影响。我们发现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企业在汇率弹性上存在异质性：加工贸易企业出口价格的汇率弹性大于一般贸易企业，出口量的汇率弹性小于一般贸易企业。在进口税收方面，加工贸易企业进口中间要素比例大于一般贸易企业，享受更多的进口要素税收减免，进口边际成本低于一般贸易企业。因此，在应对汇率冲击时，加工贸易企业相比一般贸易企业会更多地调整出口价格，更少地调整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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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管制、腐败与反腐败政策

聂辉华, 李琛

2017, 0(8): 10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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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构建一个行业进入管制的混合寡头模型，研究政府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最优反腐败政策。我们发现：（1）当腐败成本很低且政府对就业重视程度较小时，政府最优政策是治标（打击腐败但保留进入管制）；（2）当政府对就业重视程度非常大时，不论腐败成本高低，政府最优政策都是治本（去除管制）；（3）当政府对就业重视程度较大且腐败成本较低，或政府对就业重视程度较小且腐败成本较高时，保持现状是最优选择；（4）治标政策导致社会总产量最低、价格最高，治本政策导致社会总产量最高、价格最低，保持现状政策的结果处于两者之间。本文结论对于当前反腐败政策和简政放权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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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式转型经济中的国有企业监管:理论框架和中国实践

齐震, 宋立刚, 何帆

2017, 0(8): 1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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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经济中政府对国有企业运营的深度参与，造成了国有企业监管中的多重委托代理问题。本文研究了渐进式转型国家中，国有企业监管体制的选择问题：监管体制能够影响监管者的激励和约束；集中监管体制在激励监管者上具有优势，而分散监管体制在防止监管俘获上具有优势；监管体制和市场结构的错配会导致监管的低效；随着转型国家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委托人可从分散监管体制到集中监管体制的转变中获益。中国的典型化事实和经验证据能够支持本文的理论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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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是否增进了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绩效

苑德宇, 李德刚, 杨志勇

2017, 0(8): 14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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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2008-2013年中国645个城市的数据，构建"反事实框架"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系统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FDI）进入对城市基础设施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FDI进入对城市基础设施绩效产生了显著的"增进效应"，这不仅显著表现于"资金效应"方面，还显著表现在"技术效应"方面；上述技术效应随年份的推移呈逐渐扩大态势，并且具有"累积式"滞后特征，即FDI进入所带来的先进技术或管理经验需经历一定时期才能对城市基础设施绩效的提升起促进作用。本文结论可为在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充分、有效地利用外资提供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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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生产率优势:集聚、选择还是群分效应

张国峰, 李强, 王永进

2017, 0(8): 16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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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运用"无条件分布特征-参数对应"分析方法，通过控制"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考察了企业"群分效应"对大城市生产率优势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多数理论预期相反，大城市集聚了大量中等效率企业，而高效率企业与低效率企业会选择小城市；不考虑群分效应会使对大城市集聚效应的估计产生严重偏误，在生产率分布的25分位点处，集聚效应被高估1.82倍；随着生产率分位点的提高，高估程度不断加剧；大城市中的低效率企业从集聚效应中获益更大。因此，作为企业快速成长的"苗圃"，大城市的发展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好的创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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