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智能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是“十四五”阶段的核心目标。本文以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智能制造试点示范政策,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多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智能制造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智能制造显著推动了企业进行绿色转型,促使企业摆脱“表面的、保守的、短视的”转型困境,实现“实质的、突破的、清洁生产的”绿色转型。智能制造通过促进企业增加绿色投资规模,调整预防型绿色投资比例,增强媒体环境关注和自身环境关注,进而推动绿色转型。智能制造的绿色转型效应在行业竞争激烈、政府环境关注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从智能制造视角提出了企业绿色转型的根本内驱力,对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县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空间,是推动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的关键。本文基于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准自然实验,使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交错双重差分方法考察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县域新型城镇化试点显著提升了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量;试点通过增强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业转移人口进行外部“赋能”,通过增强身份认同感使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内部“增能”,最终提升了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量;试点在财政压力较小的县实现了更强的就业质量提升,并且更能提升新生代和高中以上学历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本文研究结论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政策实施提供了微观证据。

寻求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是经济学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构建了简单的理论模型,提出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逻辑条件,并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显著促进了县域人均GDP和植被覆盖率。机制分析表明,空间利用效率提升、产业结构转型和中央转移支付是推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的重要路径。该政策效应具有异质性,主要由生态环境保护的机会成本、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成本和中央转移支付的补偿效果综合决定。总之,本文的分析有助于县域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方面寻找交集,探寻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本文在理论分析电子商务影响新企业进入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借助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电子商务政策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能显著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且该效应具有一定持续性。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融资便捷机制、市场准入扩大机制、多样化配套服务机制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增加城市创业活动。异质性分析表明,电商示范城市的创业效应主要在南方地区、市场整合程度强、营商环境良好的城市样本中更为显著,且不同类型行业的政策效应程度不同。此外,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促进创业活动增加主要依靠创造效应而非邻近城市的转移效应。本研究结论对政府相关电商政策推广和电商赋能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实践启示。

数字技术应用是推动出口贸易发展的核心模块,供应链生产模式与数字技术应用的结合,为难以实现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提供了间接数字化转型的机遇,进而对企业出口贸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结合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企业供应链数据,对供应链上企业间接数字化转型与出口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研究表明,间接数字化转型能提高企业的出口规模,改善企业出口二元边际。机制检验显示,搜寻匹配改善效应、供应链效率提升效应、知识创新促进效应是间接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出口增长的重要渠道。拓展分析表明,供应链技术溢出带来的贸易增长效应存在明显的链内链外传递现象,由此进一步推动了企业出口贸易的发展。本文研究意味着,深化供应链生产模式是借助国内生产内循环促进对外贸易外循环融合发展的现实路径。

本文聚焦中国企业以“抱团出海”方式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的经济现象，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供应链网络构建理论模型，探讨了“抱团出海”与东道国市场环境的关系，并利用企业微观数据对研究假说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供应链网络投资可以推动企业到同一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而且这一作用在市场环境薄弱的东道国更为明显，说明“抱团出海”有助于企业克服东道国的市场不完备。此外，传导机制分析表明，供应链网络投资可以通过信息传递和产销支撑帮助企业克服东道国的市场不完备。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抱团出海”更有益于规模小、年龄轻、资本密集度低的企业。本研究加深了对企业“抱团出海”现象的理解，也为夯实国内供应链网络以推动企业健康和有序的“走出去”提供了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产出波动的影响并从供应链话语权视角挖掘了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心企业数字化转型平抑了上游供应商产出波动，但同时也加剧了下游客户产出波动，凸显了对上下游企业产出波动的非对称影响；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中心企业的供应链话语权，是造成上述非对称影响的重要机制；供应商/客户与中心企业的数字鸿沟缩小、国家加强反垄断监管、企业的社会责任提升均有助于弱化上述非对称影响，而中心企业市场势力会强化对上游供应商的影响。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出波动存在的非对称影响更明显。本文研究为全面、深刻地理解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思考方向。

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研究关税变化对中国创新发展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8年美国对华加征关税这一外部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法探究外部关税冲击对中国企业创新产出和效率的影响,并通过文本分析和Word2vec机器学习技术,测度了企业家注意力配置,借此进一步分析了外部负向关税冲击影响企业创新的传导机制。结果发现：外部负向关税冲击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企业家注意力内容配置和注意力时间配置是产生以上影响的两个渠道;政府增加R&D补贴、媒体和分析师减少关注、具有抗压能力强特质的企业家,均可以缓解外部关税冲击对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本文结论意味着要为企业家确立良好的政策导向和社会环境,缓解外部关税压力,进而使其在自主创新中更好地发挥企业家精神。

海底光缆是信息跨境流动最主要的载体,在数字经济时代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以亚非欧1号海底光缆开通为例,基于2009-2021年证券数据公司跨境并购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从双边信息流视角考察了国际海底光缆建设对中国跨境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亚非欧1号海底光缆的开通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对直连国家的跨境并购。机制分析表明,亚非欧1号海底光缆通过增加中国与直连国家间的双边信息流动促进了企业的跨境经济活动。此外,海底光缆的促进作用对初始数字基础设施更差和网络自由度更高的国家更强,主要促进了高技术行业的并购。总之,中国主导建设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中国的高新技术“走出去”。

本文构建机器人参与生产的多部门李嘉图模型,测算国家层面的机器人应用程度指标,量化分析2012-2019年全球生产智能化进程对中国贸易与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机器人为生产环节赋能的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国当下具有良好的生产智能化发展势头;全球生产智能化使中国工人的人均福利水平有所提升,但由机器人生产率效应提供的贡献较少,主要来源于就业替代效应;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引发传统产业回流,对中国产生不利冲击,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机器人使用则进一步强化与中国的产业分工合作。本文的研究为中国“稳外贸”与产业智能化升级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数字企业的多产品异质性企业模型,从柔性生产视角深入探索了数字企业赋能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策略优化的理论机制。我们采用2000-2016年中国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构建模型检验了数字接近度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策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企业与数字企业间接近度的提升不仅扩张了其出口产品范围,还显著提升了其出口偏度,在改善企业内资源配置的同时丰富了其出口产品范围,实现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策略在效率与多样性上的共同提升。此外,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接近度的柔性生产效应不仅直接提升了制造业企业的柔性生产能力,还间接提高了市场竞争程度,最终驱动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策略的优化。

本文旨在探讨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基础设施能否缩小社会经济地位的性别差距。首先,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性别在不同经济活动中的时间配置以及数字要素在消费和生产中的作用,构建数字基础设施影响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差距的理论模型。接着,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与“宽带中国”政策,利用异质性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显著缩小了社会经济地位的性别差距。微观机制是数字基础设施缩小了人力资本和市场劳动参与的性别差距;宏观环境机制是促进了教育培训数字化,推动了第三产业发展,并且促进了性别角色观念的进步。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基础设施使得女性就业机会有更多增加,但并未显著优化女性的就业质量。这意味着政府需要进一步制定相关政策,促进女性获得更高水平的地位提升。

本文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粉饰行为。通过构建涵盖1597个关键词的中国特色环境词库,本文基于2008-2022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沪深A股非金融企业数据,借助文本分析方法捕捉“一义多词”文化背景下企业披露的环境文本信息,运用门槛及分位数模型检验环境信息粉饰行为的存在性,并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从收益风险层面考察环境信息粉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存在环境信息粉饰行为,该行为导致企业收益损失和长期风险加剧。原因在于,粉饰行为降低了信息披露质量,影响了市场参与者对企业的偏好。此外,表述的语气也是一种粉饰的手段。会计信息质量下滑、投资者环境信息识别能力提升和企业关注度增加放大了粉饰行为的负效应。本文为分析环境信息披露策略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完善绿色治理体系提供了启示。

长期护理保险是健全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制度安排,从“增收”与“分配”两大维度探讨其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单一家庭决策理论构建家庭效用最大化模型,并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中国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政策对家庭收入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长期护理保险会引起试点地区家庭收入水平显著上升。其作用机理在于,试点政策通过挤出家庭照护、创造就业岗位发挥了增收效应,具体表现为延长劳动时间和拓宽就业渠道。上述效应在收入损失和医疗支付风险程度越高的家庭中越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试点政策的风险分担功能发挥了显著的分配效应,能够有效缩小城乡之间、群体之间与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本文为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提供了政策启示。

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交易费用是减轻市场主体负担、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2009-2016年全国税收调查与工商信息匹配数据,以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备案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优化营商环境对小微企业生存的影响,并探究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显著促进了小微企业生存,且政策效应在无研发、不享受其他税收优惠、固定成本较低企业以及民营企业中更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显著降低了企业面临的交易费用。此外,存活企业后续的生产率、经营业绩均显著提高,且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本文研究结论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提供了经验证据。

进口的跨国创新溢出是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将技术创新网络的分析视角和方法引入对进口作为技术跨国流动的载体和渠道的刻画,构建了一个专利技术领域层面包含进口规模、进口来源地技术水平以及技术领域间的知识投入-产出关系3个要素的“进口内含的中间技术”变量,从而以技术领域为基本分析单位为中国进口的跨国创新溢出提供了一个更深层次和更新视角的考察。研究表明,“进口内含的中间技术”显著提升了中国的技术创新表现,并且显著促进了中国专利的跨国后向引用,这从技术跨国流动与吸收的角度验证了“进口内含的中间技术”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本文研究为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贡献了来自中国的新发现和新证据。

作为新时代具有国际公共产品属性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能否破解全球和平赤字备受各界关注。本文基于2006-2019年乌普萨拉冲突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参与国内部冲突的影响。结果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有效抑制了参与国内部冲突,并且随着一国参与时间的延长,抑制效应会边际递增。究其原因,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改善了参与国的就业和收入分配等民生状况,从而提高了民众参与冲突的机会成本,缓和了低收入群体的不满情绪,稳定了国内局势。另一方面,倡议秉持的“共商”理念得到了广泛实践和深入内化,使得参与国的协商民主水平显著提升,从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分歧,国内政治生态持续向好,冲突随之明显减少。此外,“一带一路”倡议释放的和平效应在冲突规模、合作内容、参与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与美国政治关系等维度表现出较大异质性。本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具体实践平台,已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强大动力和牢固纽带。

本文分析2011和2018年两次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中国劳动供给的影响,探讨了劳动者调整成本与收益对个体劳动行为决策的作用。研究发现：首先,2011年个税改革提高了个体劳动供给,其劳动激励效果在不同性别、年龄及受教育程度群体间具有显著异质性,调整成本因群体不同也各有差异;其次,调整成本会削弱劳动者对改革的行为反应;最后,2018年个税改革的调整成本对劳动者的影响较2011年进一步扩大。本文建议政府在推行个人所得税改革时,需全面准确考虑劳动者的调整成本和收益,优化税收与就业政策,持续释放劳动力供给潜力。

行政手段与市场机制是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两种方式,关于两者孰优孰劣的讨论尚无定论。本文以中国气候政策的碳减排效果为例,在事件分析法的框架下比较低碳省市试点（行政手段）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市场机制）的碳减排效果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低碳省市试点通过抑制产出而实现了总量减排目标,但是并未降低碳排放强度;碳交易试点在降低碳排放强度的同时,扩大了经济产出,最终使碳排放总量增加。异质性分析表明,低碳省市试点碳排放量的降低主要源自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碳交易试点对碳排放量的促进作用在碳排放强度较低的地区更为明显。在中国努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时代背景下,本文为未来的气候政策设计提供了有益参考。

“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可分为两个阶段：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与一国就“一带一路”倡议达成合作共识。本文基于2007-2019年的跨国数据,结合双边合作文件信息,评估了这两个阶段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自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便增加了对沿线各国的援助,彰显了大国担当;当中国与一国就“一带一路”倡议达成合作共识后,中国会增加对该国的直接投资,有助于实现共赢。进一步,“一带一路”强合作共识会显著提升中国对一国的直接投资,弱合作共识则无此效果。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达成合作共识都对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积极影响;而在加强营商环境和人文交流方面,则是“一带一路”合作共识起到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