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转移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环节,企业具备承接科技成果的能力是创新驱动新旧动能转换的前提。本文基于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设立事件,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在区域中心设立后,企业通过技术溢出、研发投入及研发补助等机制增加了发明专利申请和被引数量。技术合同交易额和技术交流交易活动较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技术转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显著增强。技术转移推动了基础研发能力较强企业的创新,而企业实现高质量创新的前提是具备基础研发能力。“倍风而驰,易以远”,企业可借助技术转移的东风实现高质量创新。本文丰富了技术市场与科技创新文献,为完善技术转移机制以助力企业创新的议题提供了政策启示。

革命文化与精神是中国人民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却鲜有研究探讨其将如何引导企业微观行为。本文聚焦长征精神这一代表性革命文化,利用长征胜利80周年系列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活动构建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方法检验发现,在2016年及后续期间,位于红军长征景点地区企业违规行为显著减少,表明长征精神抑制了企业违规行为。机制检验发现,长征精神从引导企业文化建设与提高外部利益相关者期望两条路径对违规行为产生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违规类型、高管年龄、企业外部监督环境与产权性质均会对该效应产生异质性影响。本文提供了长征精神这一革命文化影响企业行为的经验、微观证据,丰富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优秀范例。

本文基于2014-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结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这一产业政策的实施,运用群聚估计检验企业是否借助研发操纵以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在此基础上,以各地区大数据管理机构改革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数字政府对企业研发操纵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中存在较为明显的研发操纵现象。然而,数字政府建设显著抑制了企业研发操纵。原因在于,数字政府建设有效地提升了政府对企业研发操纵的监管能力。此外,在非国有企业、互联网和新闻媒体监督难以发挥作用的样本中,数字政府抑制企业研发操纵的作用更强。本文为政府在数字时代更好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提供理论和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上市企业董事兼任和绿色专利引用数据构建企业关系网络指标,进而基于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企业数字化及其网络地位对污染减排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水平,且企业所处网络位置越优越,越有助于发挥数字化转型的污染减排效应;与社会关系网络相比,绿色技术关联网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具有更为明显的提升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污染减排效应主要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效应、规模经济效应以及要素配置效应来实现,且其作用效果随着“宽带中国”战略和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实施而得到明显增强。本文不仅从企业关系网络视角拓展了数字化转型对污染减排的影响机理,而且也为数字经济下企业走好绿色转型发展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本文在构造“城市绿色发展关注度”指标的基础上,根据市级政府工作报告测度城市绿色发展关注度,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城市绿色发展关注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绿色发展关注度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环境规制、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响应与企业绿色投资三种作用渠道,且高管海外经历和媒体关注均正向调节城市绿色发展关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证实了企业“感知”到绿色发展理念后会进行战略响应和资源配置方式调整。

本文利用中国各地级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19年城投债券的发行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公共数据开放对城投债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显著降低了当地城投债的发行利差,平均效应为11.5个基点。机制分析表明,公共数据开放降低了投资者的信息搜集成本,信息溢价降低;同时,大数据赋能投资者进行外部监督,提高了企业的决策效率,促使城投企业的信用风险下降。公共服务、社会民生和经济类等与城投业务相关的数据发挥了主要作用,且公共数据开放的整体质量越高,利差的降低作用越强。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政府推动形成数据开放共享的高效运行机制,对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存在积极作用。

县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空间,是推动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的关键。本文基于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准自然实验,使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交错双重差分方法考察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县域新型城镇化试点显著提升了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量;试点通过增强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业转移人口进行外部“赋能”,通过增强身份认同感使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内部“增能”,最终提升了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量;试点在财政压力较小的县实现了更强的就业质量提升,并且更能提升新生代和高中以上学历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本文研究结论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政策实施提供了微观证据。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上游供应链不仅需要专业高效,还应该稳定可控。本文基于嵌入全球价值链企业的上下游关联,研究下游外部需求扩张对中国企业上游供应链布局的影响及其形成机理。研究发现：当嵌入全球价值链企业面临下游外部需求扩张时,企业出于“稳链保供”的动机,会构建更为稳定的上游供应链,且主要表现为中间品进口来源地多元化策略。同时,外需扩张带来创新激励,并通过增加中间品进口产品种类缓解创新的技术约束和成本约束,即“以开放促创新”实现“扩链强链”。此外,当面临外需扩张时,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越高,创新激励越强,越倾向于“扩链强链”;而价值链位置越低的企业,“稳链保供”动机越强,且会通过国内价值链对全球价值链的战略替代性进一步降低海外供应链风险。本文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上游供应链稳定性和安全水平、实现价值链升级和完善国内价值链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启示。

寻求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是经济学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构建了简单的理论模型,提出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逻辑条件,并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显著促进了县域人均GDP和植被覆盖率。机制分析表明,空间利用效率提升、产业结构转型和中央转移支付是推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的重要路径。该政策效应具有异质性,主要由生态环境保护的机会成本、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成本和中央转移支付的补偿效果综合决定。总之,本文的分析有助于县域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方面寻找交集,探寻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实现智能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是“十四五”阶段的核心目标。本文以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智能制造试点示范政策,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多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智能制造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智能制造显著推动了企业进行绿色转型,促使企业摆脱“表面的、保守的、短视的”转型困境,实现“实质的、突破的、清洁生产的”绿色转型。智能制造通过促进企业增加绿色投资规模,调整预防型绿色投资比例,增强媒体环境关注和自身环境关注,进而推动绿色转型。智能制造的绿色转型效应在行业竞争激烈、政府环境关注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从智能制造视角提出了企业绿色转型的根本内驱力,对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在理论分析电子商务影响新企业进入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借助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电子商务政策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能显著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且该效应具有一定持续性。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融资便捷机制、市场准入扩大机制、多样化配套服务机制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增加城市创业活动。异质性分析表明,电商示范城市的创业效应主要在南方地区、市场整合程度强、营商环境良好的城市样本中更为显著,且不同类型行业的政策效应程度不同。此外,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促进创业活动增加主要依靠创造效应而非邻近城市的转移效应。本研究结论对政府相关电商政策推广和电商赋能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实践启示。

海底光缆是信息跨境流动最主要的载体,在数字经济时代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以亚非欧1号海底光缆开通为例,基于2009-2021年证券数据公司跨境并购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从双边信息流视角考察了国际海底光缆建设对中国跨境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亚非欧1号海底光缆的开通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对直连国家的跨境并购。机制分析表明,亚非欧1号海底光缆通过增加中国与直连国家间的双边信息流动促进了企业的跨境经济活动。此外,海底光缆的促进作用对初始数字基础设施更差和网络自由度更高的国家更强,主要促进了高技术行业的并购。总之,中国主导建设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中国的高新技术“走出去”。

本文聚焦中国企业以“抱团出海”方式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的经济现象，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供应链网络构建理论模型，探讨了“抱团出海”与东道国市场环境的关系，并利用企业微观数据对研究假说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供应链网络投资可以推动企业到同一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而且这一作用在市场环境薄弱的东道国更为明显，说明“抱团出海”有助于企业克服东道国的市场不完备。此外，传导机制分析表明，供应链网络投资可以通过信息传递和产销支撑帮助企业克服东道国的市场不完备。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抱团出海”更有益于规模小、年龄轻、资本密集度低的企业。本研究加深了对企业“抱团出海”现象的理解，也为夯实国内供应链网络以推动企业健康和有序的“走出去”提供了政策启示。

社会保险制度是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本文先从理论层面考察了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发现社保缴费负担通过资本和劳动替代（互补）效应、产品市场垄断力量以及劳动力市场垄断力量3种途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借助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颁布实施的准自然实验和双重差分法的经验分析,我们发现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加重显著地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此外,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社保缴费负担提高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影响主要是由企业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力量提升导致的;制造业、小微企业及低工资企业受到的负面影响更明显,特别是小微企业和低工资企业员工的就业和工资显著下降,表明社保缴费负担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本文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收入分配职能、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文通过识别中国城市中微观经营主体的主要功能测算各地区的城市功能分工,继而基于专利数据考察城市功能分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城市功能分工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这背后的机制在于,城市功能分工能够促进区域内产业链完整和协同、提高企业供应链稳定性以及拓展企业贸易网络,并且城市功能分工有助于企业知识突破行政边界,在更大地理范围内传播。此外,城市功能分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会由于城市间距离、行业属性以及企业业务覆盖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随着市场可达性和中心城市首位度的提高,城市功能分工对企业创新的提升作用趋于增强。本文为中国通过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培育企业创新的新动能提供了参考。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数字企业的多产品异质性企业模型,从柔性生产视角深入探索了数字企业赋能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策略优化的理论机制。我们采用2000-2016年中国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构建模型检验了数字接近度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策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企业与数字企业间接近度的提升不仅扩张了其出口产品范围,还显著提升了其出口偏度,在改善企业内资源配置的同时丰富了其出口产品范围,实现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策略在效率与多样性上的共同提升。此外,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接近度的柔性生产效应不仅直接提升了制造业企业的柔性生产能力,还间接提高了市场竞争程度,最终驱动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策略的优化。

本文聚焦考察营改增的政策效应,并分析这种效应是否取决于营商环境,为宏观财政政策效能的有效释放提供借鉴。本文基于全国工商登记注册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发现营改增不仅显著增加了试点服务业新成立企业数量,而且通过投入产出关系间接增加了新增工业企业数量。但值得注意的是,营改增对市场活力的影响非常依赖于区域营商环境状况,凸显出政策协同的重要性。在减税空间日益有限的情况下,优化营商环境,增强政策协同,是更大程度释放税收政策红利的有效路径。

本文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产出波动的影响并从供应链话语权视角挖掘了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心企业数字化转型平抑了上游供应商产出波动，但同时也加剧了下游客户产出波动，凸显了对上下游企业产出波动的非对称影响；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中心企业的供应链话语权，是造成上述非对称影响的重要机制；供应商/客户与中心企业的数字鸿沟缩小、国家加强反垄断监管、企业的社会责任提升均有助于弱化上述非对称影响，而中心企业市场势力会强化对上游供应商的影响。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出波动存在的非对称影响更明显。本文研究为全面、深刻地理解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思考方向。

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研究关税变化对中国创新发展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8年美国对华加征关税这一外部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法探究外部关税冲击对中国企业创新产出和效率的影响,并通过文本分析和Word2vec机器学习技术,测度了企业家注意力配置,借此进一步分析了外部负向关税冲击影响企业创新的传导机制。结果发现：外部负向关税冲击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企业家注意力内容配置和注意力时间配置是产生以上影响的两个渠道;政府增加R&D补贴、媒体和分析师减少关注、具有抗压能力强特质的企业家,均可以缓解外部关税冲击对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本文结论意味着要为企业家确立良好的政策导向和社会环境,缓解外部关税压力,进而使其在自主创新中更好地发挥企业家精神。

本文构建机器人参与生产的多部门李嘉图模型,测算国家层面的机器人应用程度指标,量化分析2012-2019年全球生产智能化进程对中国贸易与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机器人为生产环节赋能的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国当下具有良好的生产智能化发展势头;全球生产智能化使中国工人的人均福利水平有所提升,但由机器人生产率效应提供的贡献较少,主要来源于就业替代效应;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引发传统产业回流,对中国产生不利冲击,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机器人使用则进一步强化与中国的产业分工合作。本文的研究为中国“稳外贸”与产业智能化升级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