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创新是推动绿色发展、加速经济结构绿色转型的核心力量。本文利用2015-2020年上市公司获得的政府采购订单和绿色专利数据,研究政府采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采购显著提高了获得采购订单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作用机制上,政府采购强调绿色消费与绿色生产,通过中断采购威胁、提高政府督查和提高政府支持力度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研究表明,政府采购主要促进了企业绿色发明类创新,并且绿色创新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社会绩效。本文的研究结论提供了政府采购通过引导绿色创新来推动绿色发展的中国证据,对政府采购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技术转移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环节,企业具备承接科技成果的能力是创新驱动新旧动能转换的前提。本文基于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设立事件,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在区域中心设立后,企业通过技术溢出、研发投入及研发补助等机制增加了发明专利申请和被引数量。技术合同交易额和技术交流交易活动较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技术转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显著增强。技术转移推动了基础研发能力较强企业的创新,而企业实现高质量创新的前提是具备基础研发能力。“倍风而驰,易以远”,企业可借助技术转移的东风实现高质量创新。本文丰富了技术市场与科技创新文献,为完善技术转移机制以助力企业创新的议题提供了政策启示。

革命文化与精神是中国人民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却鲜有研究探讨其将如何引导企业微观行为。本文聚焦长征精神这一代表性革命文化,利用长征胜利80周年系列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活动构建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方法检验发现,在2016年及后续期间,位于红军长征景点地区企业违规行为显著减少,表明长征精神抑制了企业违规行为。机制检验发现,长征精神从引导企业文化建设与提高外部利益相关者期望两条路径对违规行为产生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违规类型、高管年龄、企业外部监督环境与产权性质均会对该效应产生异质性影响。本文提供了长征精神这一革命文化影响企业行为的经验、微观证据,丰富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优秀范例。

超时加班是当前常见的劳动现象。超时加班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这方面的经验证据有助于理解中国劳动收入分配现状。然而，超时加班的指标构建存在瓶颈，限制了大样本证据的获取。本文基于日度频率的卫星夜间灯光数据，构建了企业超时加班指标。研究结果表明，超时加班程度显著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劳动收入份额与超时加班的倒挂关系主要出现在竞争程度较低的行业、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以及非国有企业中。此外，劳动力流动性、媒体关注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助于改善超时加班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倒挂关系。本文立足于中国当前时代背景拓展了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研究，对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2014-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结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这一产业政策的实施,运用群聚估计检验企业是否借助研发操纵以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在此基础上,以各地区大数据管理机构改革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数字政府对企业研发操纵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中存在较为明显的研发操纵现象。然而,数字政府建设显著抑制了企业研发操纵。原因在于,数字政府建设有效地提升了政府对企业研发操纵的监管能力。此外,在非国有企业、互联网和新闻媒体监督难以发挥作用的样本中,数字政府抑制企业研发操纵的作用更强。本文为政府在数字时代更好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提供理论和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上市企业董事兼任和绿色专利引用数据构建企业关系网络指标,进而基于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企业数字化及其网络地位对污染减排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水平,且企业所处网络位置越优越,越有助于发挥数字化转型的污染减排效应;与社会关系网络相比,绿色技术关联网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具有更为明显的提升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污染减排效应主要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效应、规模经济效应以及要素配置效应来实现,且其作用效果随着“宽带中国”战略和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实施而得到明显增强。本文不仅从企业关系网络视角拓展了数字化转型对污染减排的影响机理,而且也为数字经济下企业走好绿色转型发展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本文以不同年龄的收入差异作为切入点，从贸易开放角度剖析了大龄劳动者就业困难的市场原因。我们先构建一个包含贸易成本、技术革新和劳动者双重技能要素的理论模型，厘清了出口扩张影响年龄收入差异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1992-2014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作为出口扩张的典型事件，验证了出口扩张通过提升“迭代型”相对“经验型”技能要素的回报，提升（降低）年轻（大龄）劳动者的相对收入。此外，我们还发现在老龄化更严重的地区中，出口扩张提升年轻劳动者相对收入的幅度较小；出口扩张对年龄收入差异的影响更多体现在产业内和职业内，并未体现出性别差异。

本文在构造“城市绿色发展关注度”指标的基础上,根据市级政府工作报告测度城市绿色发展关注度,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城市绿色发展关注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绿色发展关注度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环境规制、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响应与企业绿色投资三种作用渠道,且高管海外经历和媒体关注均正向调节城市绿色发展关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证实了企业“感知”到绿色发展理念后会进行战略响应和资源配置方式调整。

随着中国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智能制造和绿色发展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引入包含机器人、污染、能源等要素的异质性企业模型，理论分析机器人应用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结合逆概率加权匹配和双重差分法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机器人应用能显著降低企业排放强度，减少排放量。机制分析发现，机器人应用不仅提升生产技术，降低能源强度，还通过减排技术效应，减少每单位能源消耗产生的排放量。此外，内资企业、污染密集型行业和内陆省份机器人应用的污染减排效应相对更大。本文为中国实现智能制造和绿色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中国各地级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19年城投债券的发行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公共数据开放对城投债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显著降低了当地城投债的发行利差,平均效应为11.5个基点。机制分析表明,公共数据开放降低了投资者的信息搜集成本,信息溢价降低;同时,大数据赋能投资者进行外部监督,提高了企业的决策效率,促使城投企业的信用风险下降。公共服务、社会民生和经济类等与城投业务相关的数据发挥了主要作用,且公共数据开放的整体质量越高,利差的降低作用越强。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政府推动形成数据开放共享的高效运行机制,对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存在积极作用。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上游供应链不仅需要专业高效,还应该稳定可控。本文基于嵌入全球价值链企业的上下游关联,研究下游外部需求扩张对中国企业上游供应链布局的影响及其形成机理。研究发现：当嵌入全球价值链企业面临下游外部需求扩张时,企业出于“稳链保供”的动机,会构建更为稳定的上游供应链,且主要表现为中间品进口来源地多元化策略。同时,外需扩张带来创新激励,并通过增加中间品进口产品种类缓解创新的技术约束和成本约束,即“以开放促创新”实现“扩链强链”。此外,当面临外需扩张时,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越高,创新激励越强,越倾向于“扩链强链”;而价值链位置越低的企业,“稳链保供”动机越强,且会通过国内价值链对全球价值链的战略替代性进一步降低海外供应链风险。本文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上游供应链稳定性和安全水平、实现价值链升级和完善国内价值链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启示。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本文建立多地区多行业且囊括行业间生产网络的量化空间模型,结构式估计了中国省际生产端和消费端贸易成本,量化分析两类贸易成本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实际收入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从商品贸易成本的角度探究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经济与福利效应以及其中的关键堵点,并提出地区层面实际收入变动的分解公式,清楚剖析了贸易成本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渠道。结果表明：地区间贸易成本带来了较大的效率损失;2007-2012和2012-2017年国内地区间贸易成本普遍呈下降趋势,有效促进了中国实际收入增长和地区间收入差距下降。当下降幅度相同时,生产端贸易成本下降的经济效应显著高于消费端,前者能有效促进实际收入增长,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劳动力要素跨地区流动对贸易成本的经济效应起到重要作用。本文结论说明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消除地区间中间品贸易壁垒和要素流动障碍,能有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县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空间,是推动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的关键。本文基于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准自然实验,使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交错双重差分方法考察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县域新型城镇化试点显著提升了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量;试点通过增强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业转移人口进行外部“赋能”,通过增强身份认同感使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内部“增能”,最终提升了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量;试点在财政压力较小的县实现了更强的就业质量提升,并且更能提升新生代和高中以上学历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本文研究结论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政策实施提供了微观证据。

中国大城市对高技能劳动力采取优惠的落户政策，而对低技能劳动力的落户政策更严格。本文通过构建两城市一般均衡模型，结合理论推导、数值模拟和经验分析方法，考察了低技能劳动力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降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落户要求，能吸引更多低技能劳动力向大城市流动，从而降低城市生活成本，提高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吸引力，更大程度发挥高技能行业的集聚效应。此外，降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落户门槛能提高全社会的实际工资收入，缩小全社会工资收入差距。

海底光缆是信息跨境流动最主要的载体,在数字经济时代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以亚非欧1号海底光缆开通为例,基于2009-2021年证券数据公司跨境并购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从双边信息流视角考察了国际海底光缆建设对中国跨境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亚非欧1号海底光缆的开通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对直连国家的跨境并购。机制分析表明,亚非欧1号海底光缆通过增加中国与直连国家间的双边信息流动促进了企业的跨境经济活动。此外,海底光缆的促进作用对初始数字基础设施更差和网络自由度更高的国家更强,主要促进了高技术行业的并购。总之,中国主导建设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中国的高新技术“走出去”。

本文在理论分析电子商务影响新企业进入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借助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电子商务政策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能显著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且该效应具有一定持续性。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融资便捷机制、市场准入扩大机制、多样化配套服务机制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增加城市创业活动。异质性分析表明,电商示范城市的创业效应主要在南方地区、市场整合程度强、营商环境良好的城市样本中更为显著,且不同类型行业的政策效应程度不同。此外,电商示范城市试点政策促进创业活动增加主要依靠创造效应而非邻近城市的转移效应。本研究结论对政府相关电商政策推广和电商赋能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实践启示。

本文通过识别中国城市中微观经营主体的主要功能测算各地区的城市功能分工,继而基于专利数据考察城市功能分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城市功能分工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这背后的机制在于,城市功能分工能够促进区域内产业链完整和协同、提高企业供应链稳定性以及拓展企业贸易网络,并且城市功能分工有助于企业知识突破行政边界,在更大地理范围内传播。此外,城市功能分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会由于城市间距离、行业属性以及企业业务覆盖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随着市场可达性和中心城市首位度的提高,城市功能分工对企业创新的提升作用趋于增强。本文为中国通过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培育企业创新的新动能提供了参考。

社会保险制度是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本文先从理论层面考察了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发现社保缴费负担通过资本和劳动替代（互补）效应、产品市场垄断力量以及劳动力市场垄断力量3种途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借助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颁布实施的准自然实验和双重差分法的经验分析,我们发现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加重显著地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此外,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社保缴费负担提高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影响主要是由企业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力量提升导致的;制造业、小微企业及低工资企业受到的负面影响更明显,特别是小微企业和低工资企业员工的就业和工资显著下降,表明社保缴费负担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本文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收入分配职能、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文聚焦考察营改增的政策效应,并分析这种效应是否取决于营商环境,为宏观财政政策效能的有效释放提供借鉴。本文基于全国工商登记注册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发现营改增不仅显著增加了试点服务业新成立企业数量,而且通过投入产出关系间接增加了新增工业企业数量。但值得注意的是,营改增对市场活力的影响非常依赖于区域营商环境状况,凸显出政策协同的重要性。在减税空间日益有限的情况下,优化营商环境,增强政策协同,是更大程度释放税收政策红利的有效路径。

寻求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是经济学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构建了简单的理论模型,提出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逻辑条件,并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显著促进了县域人均GDP和植被覆盖率。机制分析表明,空间利用效率提升、产业结构转型和中央转移支付是推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的重要路径。该政策效应具有异质性,主要由生态环境保护的机会成本、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成本和中央转移支付的补偿效果综合决定。总之,本文的分析有助于县域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方面寻找交集,探寻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