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智能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是“十四五”阶段的核心目标。本文以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智能制造试点示范政策,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多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智能制造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智能制造显著推动了企业进行绿色转型,促使企业摆脱“表面的、保守的、短视的”转型困境,实现“实质的、突破的、清洁生产的”绿色转型。智能制造通过促进企业增加绿色投资规模,调整预防型绿色投资比例,增强媒体环境关注和自身环境关注,进而推动绿色转型。智能制造的绿色转型效应在行业竞争激烈、政府环境关注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从智能制造视角提出了企业绿色转型的根本内驱力,对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技术应用是推动出口贸易发展的核心模块,供应链生产模式与数字技术应用的结合,为难以实现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提供了间接数字化转型的机遇,进而对企业出口贸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结合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企业供应链数据,对供应链上企业间接数字化转型与出口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研究表明,间接数字化转型能提高企业的出口规模,改善企业出口二元边际。机制检验显示,搜寻匹配改善效应、供应链效率提升效应、知识创新促进效应是间接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出口增长的重要渠道。拓展分析表明,供应链技术溢出带来的贸易增长效应存在明显的链内链外传递现象,由此进一步推动了企业出口贸易的发展。本文研究意味着,深化供应链生产模式是借助国内生产内循环促进对外贸易外循环融合发展的现实路径。

数字技术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驱动力。本文利用2011-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非国有企业、国际贸易企业和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促进作用更大,主要影响制造业、高技术行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非省会城市、沿海城市和“新基建”发达城市政策效果更明显。机制检验发现,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主要通过技术提升效应、环境激励效应和要素流动效应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被列入国务院“最佳实践案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更明显,“扩大对外开放”的案例作用效果最大。本研究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政策的进一步实施提供参考与借鉴。

本文旨在探讨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基础设施能否缩小社会经济地位的性别差距。首先,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性别在不同经济活动中的时间配置以及数字要素在消费和生产中的作用,构建数字基础设施影响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差距的理论模型。接着,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与“宽带中国”政策,利用异质性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显著缩小了社会经济地位的性别差距。微观机制是数字基础设施缩小了人力资本和市场劳动参与的性别差距;宏观环境机制是促进了教育培训数字化,推动了第三产业发展,并且促进了性别角色观念的进步。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基础设施使得女性就业机会有更多增加,但并未显著优化女性的就业质量。这意味着政府需要进一步制定相关政策,促进女性获得更高水平的地位提升。

企业上云为充分利用数据资源提供基础支撑平台,推动了创新知识生产、储存和传播方式的变革,已成为实现数据生产要素化的重要方式。本文利用Pyhton搜索结合手工整理方式收集了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企业上云信息,并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企业上云对其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上云能显著增加其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机制分析表明,其一,知识积累效应促进数据要素转化为创新知识,进而驱动创新;其二,迭代创新效应重构创新试错实验过程,加速创新知识的更迭创造;其三,研发分权效应提高研发决策权和创新知识的匹配度,从而激励创新。进一步发现,企业上云促使创新结构向高质量演进,扩大了创新的组织边界和技术边界,并强化了专利产出的创造性破坏效应。本文研究为深入推进“上云用数赋智”战略、建设以新质生产力为驱动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文构建机器人参与生产的多部门李嘉图模型,测算国家层面的机器人应用程度指标,量化分析2012-2019年全球生产智能化进程对中国贸易与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机器人为生产环节赋能的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国当下具有良好的生产智能化发展势头;全球生产智能化使中国工人的人均福利水平有所提升,但由机器人生产率效应提供的贡献较少,主要来源于就业替代效应;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引发传统产业回流,对中国产生不利冲击,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机器人使用则进一步强化与中国的产业分工合作。本文的研究为中国“稳外贸”与产业智能化升级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文从理论层面上分析了气候物理冲击对于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认为其主要通过阻碍经营发展能力和资产价值无序重估提升企业的违约风险。在此基础上,利用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检验了气候物理冲击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结果发现：气候物理冲击显著提升了企业的违约风险,与理论分析相一致,机制检验发现气候物理冲击通过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资本市场估值两个渠道提升了企业违约风险。随着企业成本转嫁能力以及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气候物理冲击对于企业信用风险的影响会被削弱。同时气候物理风险在转型风险较大和绿色发展能力较弱的企业中更为严峻。随着气候物理冲击提升企业的违约风险,企业的风险承担意愿受到显著的抑制,融资约束提升。企业违约风险的提升也是气候物理冲击提升银行风险的传导渠道。

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交易费用是减轻市场主体负担、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2009-2016年全国税收调查与工商信息匹配数据,以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备案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优化营商环境对小微企业生存的影响,并探究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显著促进了小微企业生存,且政策效应在无研发、不享受其他税收优惠、固定成本较低企业以及民营企业中更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显著降低了企业面临的交易费用。此外,存活企业后续的生产率、经营业绩均显著提高,且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本文研究结论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评估政府进行数字治理改革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研究发现,相比于未实施政府数字治理地区的企业,地方政府实施数字治理明显提升了辖区企业的投资效率,该影响在经济增长压力较大、政府干预程度较高、政务服务效率较低以及数字治理政策实施力度较好的地区更为显著,且对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影响更明显。作用机制在于,政府数字治理一方面能够提高政府协同治理能力,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政府数字治理提高了政府政策透明度,表现为企业持更乐观的市场预期。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投资效率提升的方向主要表现为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此外,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与政府数字治理产生协同作用,且数字技术应用的协同效应更明显。

进口的跨国创新溢出是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将技术创新网络的分析视角和方法引入对进口作为技术跨国流动的载体和渠道的刻画,构建了一个专利技术领域层面包含进口规模、进口来源地技术水平以及技术领域间的知识投入-产出关系3个要素的“进口内含的中间技术”变量,从而以技术领域为基本分析单位为中国进口的跨国创新溢出提供了一个更深层次和更新视角的考察。研究表明,“进口内含的中间技术”显著提升了中国的技术创新表现,并且显著促进了中国专利的跨国后向引用,这从技术跨国流动与吸收的角度验证了“进口内含的中间技术”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本文研究为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贡献了来自中国的新发现和新证据。

“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可分为两个阶段：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与一国就“一带一路”倡议达成合作共识。本文基于2007-2019年的跨国数据,结合双边合作文件信息,评估了这两个阶段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自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便增加了对沿线各国的援助,彰显了大国担当;当中国与一国就“一带一路”倡议达成合作共识后,中国会增加对该国的直接投资,有助于实现共赢。进一步,“一带一路”强合作共识会显著提升中国对一国的直接投资,弱合作共识则无此效果。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达成合作共识都对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积极影响;而在加强营商环境和人文交流方面,则是“一带一路”合作共识起到了关键作用。

本文以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作为自然实验场景,通过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司法程序效能提升如何影响企业的供应链配置决策。研究发现,相较于非试点地区的企业,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地区的企业供应链集中度显著降低。机制分析表明,繁简分流改革使得与供应链相关的诉讼案件审理效率与质量提升,进而促使企业的供应链合约由关系型向市场型转变。进一步分析发现,当改革前企业面临的合约执行成本较高、所在行业利用市场化交易的潜在空间较大、所在城市的社会信任程度较低时,繁简分流改革降低供应链集中度的作用较为明显。总之,本文表明司法程序效能提升有助于企业更加充分地利用市场化交易模式进行供应链配置。

本文研究将机器学习引入资本市场监管,优化会计舞弊治理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使用1998-2021年会计舞弊数据,采用8种主流机器学习模型,从非遴选因子视角评估机器学习遏制会计舞弊的优势和潜力。研究发现,使用机器学习预测会计舞弊,并不依赖事前因子遴选,预测效果超过了事前遴选会计指标的各种组合,预测指标AUC平均提升12.22%。分析表明这与事前遴选指标更容易受到市场针对性的规避行为有关。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了机器学习优化中国资本市场“双随机、一公开”抽检政策的潜力,认为引入机器学习能够大幅提高会计舞弊检出数量,降低重大舞弊案例的发现阈值,缩短会计舞弊的处罚时滞,从而遏制会计舞弊的扩张。

自愿性环境规制政策能否规避强制性环境规制政策下的污染跨境转移现象,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议题。本文考察了自愿性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企业进入绿色工厂名单能显著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且经过一系列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企业在进入绿色工厂名单后,获得的政府补助能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同时,“国家级绿色示范工厂”称号的信号效应降低了东道国政府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促进了向环境监管程度高的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绿色制造政策对非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绿地投资和高污染行业的绿地投资促进作用更明显。通过提高符合环境标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自愿性环境规制政策降低了“污染天堂假说”的可能性。本文为中国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启示。

在中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背景下,研究自动化技术对就业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任务视角出发,深入探讨任务性质与职业替代概率的关系,分析工业机器人冲击对城市就业的影响。基于职业信息网,本文将中国所有职业细分为161种任务组合,使用随机森林方法估计各职业的替代概率。此外,结合中国人口普查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文还分析了工业机器人的就业效应。研究结果发现,高替代性职业大多是手工任务密集职业,受自动化影响的净效应为负,主要受替代效应和组成效应的影响;低替代性职业大多是认知任务密集职业,受自动化影响的净效应为正,主要受回补效应、生产率效应及组成效应的影响。城市就业整体向更难替代,包含更多认知任务的方向转型。本文揭示了工业机器人对职业和城市就业结构的影响,为针对不同职业设计的就业政策提供了微观基础。

本文使用2003-2015年工商注册企业新建分公司的数据,探讨同一地级市不同县之间的方言差异如何影响企业地理边界扩张。本文使用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的回归方法,结果发现,方言差异会阻碍企业地理边界扩张,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方言差异主要通过信任效应而非交流效应抑制企业地理边界扩张。更为重要的是,方言差异会更加抑制更依赖地区间相互信任的垂直型扩张、向高技能行业扩张以及向绩效异质程度更大行业的扩张,这进一步证实了信任机制的可靠性。本文还发现方言差异对小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地理边界扩张经验欠缺的企业影响更大。本文基于单一国家内部的方言文化差异,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丰富了企业地理边界扩张的相关研究。

现有关于边界污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治理企业污染,却忽略了如何避免污染型企业在边界地区聚集的问题。本文考察了作为环境管理制度改革的政府环保机构扁平化能否抑制县级政府向水污染密集型企业出让边界地区土地（即策略性供地）的行为。基于多重差分法的分析结果表明,该改革使得位于城市外圈且有河流覆盖的县级政府向水污染密集型企业出让的边界地区土地显著减少,且地方政府的这一偏好变化也会体现在土地出让方式和价格上,具体表现为以挂牌方式出让的土地面积减少以及土地出让价格提高。由于官员任期和事责的不一致性,该改革对地方政府策略性供地行为的抑制作用并非普遍存在：只能约束处于任期初期的官员行为,无法抑制处于任期末期的官员因晋升激励向水污染密集型企业供应土地的偏好。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环保机构扁平化改革能有效约束县级政府在污染治理上的“搭便车”行为,也有利于阻止企业的污染转移行为。

在持续扩大对外开放背景下,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本文测度了以最终品关税度量的进口竞争,并以词典法识别企业数字化转型,验证全球竞争加剧是否驱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在全球开放背景下进口竞争显著激励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进口竞争主要是通过增加海外高管数量和提高管理效率的管理层决策渠道,以及增加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本提升的逃离竞争渠道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而以降低生产成本和缩减企业规模的低成本竞争渠道作用并不显著。进口竞争对非国有、低融资约束、高新技术以及东部沿海的企业激励效应更大,同时实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抵御进口竞争对经营绩效造成的负向冲击。本研究为理解和践行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和加快实现数字化转型以建构国家竞争新优势提供了参考。

本文基于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产品种类增加模型,将空气污染和企业进入纳入统一理论框架,论证空气污染对企业进入的影响机制,并综合县域、县域-行业和企业数据进行经验分析。运用断点回归法和工具变量法研究发现：空气污染明显削弱了企业进入的积极性,这种弱化效应对经济发展水平低、公众环境关注度高的地区以及服务业更加明显。机制检验显示,空气污染对企业进入的负向影响主要是由劳动力供给多维变化、企业面临潜在风险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导致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空气污染对企业进入的负面影响具有长期性,推进空气污染治理是统筹推进环境保护与企业进入的有效举措。本文对空气污染及其治理对于企业选址行为多维复杂影响形成了完整的“理论+经验分析+策略”组合分析框架。

“全球南方”主权债务的新特征是中国已成为最大的双边官方债权人,且对外援助被认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基于政府负债行为理性假设,建立外部援助影响受援国主权债务变化的理论模型,并选取98个南方国家2000-2019年面板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研究发现,中国援助与南方国家主权债务变化间呈现先增加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关键机制是受援国政府的时间偏好与跨期约束。此外,南方国家的财政偏好与治理能力也会影响上述倒U型关系。本文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全球南方”主权债务关系,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