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借鉴Fang(2005) 的选择偏差修正模型,从承销商独立性角度,考察了中国商业银行介入证券承销市场的适度性问题。研究发现:总体来看,与成熟市场证据不同,中国银行承销商与一般券商不具有执业质量差异。而在区分金融业混业经营改革阶段后发现,在分业经营阶段,银行承销商承销的IPO 股票质量显著低于一般券商,而在综合经营阶段,商业银行介入证券承销市场显著改善了承销证券质量,说明外部制度环境是银行承销商成功开展证券承销业务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组织形式选择也是引起银行承销商执业质量发生变动的原因之一。在综合经营阶段,与商业银行属于同一金融控股集团的银行承销商具有显著的执业质量优势。

本文基于2001 ~2012 年五大英文顶级经济学期刊计量方法的统计数据分析表明,经验研究论文占刊登论文总数的比例在这12 年中有所提高,2012 年经验研究论文占比要明显高于2001 年,而理论论文的占比有所下降。经验研究论文中缩减形式(reduced-form) 占绝对主导地位。普通最小二乘方法在这12 年中占刊登论文总数的比例较高,是缩减形式中占比最高的方法。此外,我们也发现经验研究论文中使用结构模型论文的相对数量有所上升。这些发现说明,相当数量的经验研究论文并未采用在技术上更为复杂的识别方法,采用哪种计量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尽管国内的主流经济学期刊已实行匿名评审制度多年,但从已发表的应用经济学论文来看,仍存在诸多有待改进之处。本文系统梳理了应用经济研究中常见的错误,并对其进行了简要的评析。总体上看,虽然错误的种类繁多且涉及学术论文的各个部分,但只要在论文写作中时刻保持一种科学认真的工作态度,严格遵循论文写作规范,借鉴本文给出的相关建议,大多数错误还是可以避免的。

本文根据科学研究可信性的评判标准,以国内经济学领域五大领队期刊的作者群作为国内学者的代表,对稳健性分析意识、国内发表论文的竞争程度和国际SSCI 期刊的发表记录情况等进行了统计和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经济学应用研究的可信性进步明显。本文以动态时序模型为例,阐释了应用研究中模型选择与设定的具体改进方案,以期提升相关应用研究的可信性。

要素充分使用是在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下测算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一个重要潜在假设，但在现实经济中一些关键行业经常产能过剩。本文利用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钢铁企业的微观数据测算其产能和要素利用率，并计算要素闲置给TFP估算带来的偏差。研究发现，忽略产能过剩会低估钢铁企业TFP增长率5.9个百分点。将TFP增长率分解为前沿技术进步、相对前沿技术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及规模效应后，我们发现TFP增长率低估主要源自规模效应的低估。钢铁行业是政府对市场准入重点规制的行业，忽视产能过剩将会妨碍认识钢铁行业的真实状况，影响政府规制效率。

本文基于2014-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结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这一产业政策的实施,运用群聚估计检验企业是否借助研发操纵以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在此基础上,以各地区大数据管理机构改革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数字政府对企业研发操纵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中存在较为明显的研发操纵现象。然而,数字政府建设显著抑制了企业研发操纵。原因在于,数字政府建设有效地提升了政府对企业研发操纵的监管能力。此外,在非国有企业、互联网和新闻媒体监督难以发挥作用的样本中,数字政府抑制企业研发操纵的作用更强。本文为政府在数字时代更好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提供理论和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上市企业董事兼任和绿色专利引用数据构建企业关系网络指标,进而基于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企业数字化及其网络地位对污染减排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水平,且企业所处网络位置越优越,越有助于发挥数字化转型的污染减排效应;与社会关系网络相比,绿色技术关联网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具有更为明显的提升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污染减排效应主要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效应、规模经济效应以及要素配置效应来实现,且其作用效果随着“宽带中国”战略和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实施而得到明显增强。本文不仅从企业关系网络视角拓展了数字化转型对污染减排的影响机理,而且也为数字经济下企业走好绿色转型发展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技术转移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环节,企业具备承接科技成果的能力是创新驱动新旧动能转换的前提。本文基于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设立事件,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在区域中心设立后,企业通过技术溢出、研发投入及研发补助等机制增加了发明专利申请和被引数量。技术合同交易额和技术交流交易活动较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技术转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显著增强。技术转移推动了基础研发能力较强企业的创新,而企业实现高质量创新的前提是具备基础研发能力。“倍风而驰,易以远”,企业可借助技术转移的东风实现高质量创新。本文丰富了技术市场与科技创新文献,为完善技术转移机制以助力企业创新的议题提供了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匹配区域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水平，分析了机器人兴起对中国劳动者收入和工资结构的影响，尤其关注了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作用。研究发现，从直接影响看，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部门的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工资性收入都具有显著负面效应；但从间接影响看，机器人应用对非制造业部门的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此外，就工资结构而言，机器人应用对劳动者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工资极化”特征。本文进一步从劳动者的相对议价能力和不同部门劳动力的替代性与互补性视角，检验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者工资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机制。本研究表明，在人工智能时代，健全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兼顾工作的安全性和灵活性，对推动高质量就业和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创新和杠杆周期引致了经济繁荣和危机。本文通过抵押资产一般均衡方法研究金融创新如何影响各国资产价格、经济增长及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研究发现：金融一体化会提高发达经济体资产价格和产出水平；当发达与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发展差距较小时，金融一体化会提高新兴市场经济体资产价格和产出水平，反之则反是。金融一体化背景下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创新经历杠杆化到证券化再到引入信用违约互换的发展过程，这将逐步降低新兴市场经济体资产价格和产出水平，也会导致其发生金融危机。本研究对理解中国金融创新与金融开放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上游供应链不仅需要专业高效,还应该稳定可控。本文基于嵌入全球价值链企业的上下游关联,研究下游外部需求扩张对中国企业上游供应链布局的影响及其形成机理。研究发现：当嵌入全球价值链企业面临下游外部需求扩张时,企业出于“稳链保供”的动机,会构建更为稳定的上游供应链,且主要表现为中间品进口来源地多元化策略。同时,外需扩张带来创新激励,并通过增加中间品进口产品种类缓解创新的技术约束和成本约束,即“以开放促创新”实现“扩链强链”。此外,当面临外需扩张时,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越高,创新激励越强,越倾向于“扩链强链”;而价值链位置越低的企业,“稳链保供”动机越强,且会通过国内价值链对全球价值链的战略替代性进一步降低海外供应链风险。本文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上游供应链稳定性和安全水平、实现价值链升级和完善国内价值链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启示。

两个多世纪以来，区分基本贸易理论的关键都在供给侧的差异，忽视了需求侧。贸易理论从供给到需求的新转向，不仅符合时代背景，具有重要的理论根源，还蕴含深刻的理论“转向”和创新意义。本文尝试系统性介绍贸易理论需求侧的最新研究成果，深入挖掘和追溯需求侧转向的缘起与继承性发展，归纳总结了新转向的具体表现形式及需求驱动的贸易结果，全面讨论该理论的实践应用与未来发展，以期为中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理论支持与政策解读。

本文利用中国各地级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19年城投债券的发行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公共数据开放对城投债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显著降低了当地城投债的发行利差,平均效应为11.5个基点。机制分析表明,公共数据开放降低了投资者的信息搜集成本,信息溢价降低;同时,大数据赋能投资者进行外部监督,提高了企业的决策效率,促使城投企业的信用风险下降。公共服务、社会民生和经济类等与城投业务相关的数据发挥了主要作用,且公共数据开放的整体质量越高,利差的降低作用越强。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政府推动形成数据开放共享的高效运行机制,对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存在积极作用。

本文基于全球产出供应链和投入需求链双重视角，从国家-行业和微观企业层面分析中国以不同贸易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及其变动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2005-2015年，中国在双链中的位置都有所上升，且呈现出“N”形变化趋势，一般贸易嵌入产出供应链的位置更高，加工贸易嵌入投入需求链的位置更高；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嵌入产出供应链位置的提升分别由国内中间品供给网络扩张和跨国中间品供给网络效应主导，投入需求链位置的攀升主要得益于国内中间品需求网络的扩张；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上游度有一定程度上升，进口下游度波动较大。此外，新进入企业拥有更高的出口上游度，持续在位企业出口上游度的提升是促进制造业行业一般贸易出口上游度攀升的主要原因，加工贸易出口上游度的攀升主要得益于集约边际的增长，而制造业行业两种贸易方式进口下游度的下降则分别由进入效应和扩展边际的变动所导致。

超时加班是当前常见的劳动现象。超时加班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这方面的经验证据有助于理解中国劳动收入分配现状。然而，超时加班的指标构建存在瓶颈，限制了大样本证据的获取。本文基于日度频率的卫星夜间灯光数据，构建了企业超时加班指标。研究结果表明，超时加班程度显著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劳动收入份额与超时加班的倒挂关系主要出现在竞争程度较低的行业、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以及非国有企业中。此外，劳动力流动性、媒体关注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助于改善超时加班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倒挂关系。本文立足于中国当前时代背景拓展了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研究，对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革命文化与精神是中国人民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却鲜有研究探讨其将如何引导企业微观行为。本文聚焦长征精神这一代表性革命文化,利用长征胜利80周年系列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活动构建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方法检验发现,在2016年及后续期间,位于红军长征景点地区企业违规行为显著减少,表明长征精神抑制了企业违规行为。机制检验发现,长征精神从引导企业文化建设与提高外部利益相关者期望两条路径对违规行为产生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违规类型、高管年龄、企业外部监督环境与产权性质均会对该效应产生异质性影响。本文提供了长征精神这一革命文化影响企业行为的经验、微观证据,丰富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优秀范例。

本文结合量化贸易模型和国际投入产出模型，拓展出一个能区分中间品贸易和最终品贸易，反映行业间投入产出关系异质性，囊括全球价值链特征的多国家多行业一般均衡模型，同时基于该模型，量化分析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及世界主要地区福利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效提高了中国的福利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也提升了其他大多数地区的福利。该提升主要来自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而最终品关税下降的福利效应有限。如果采用不区分中间品贸易和最终品贸易的传统模型，中国的福利将被低估约35%。中美贸易摩擦会使中美两国福利受损，但将促进中国的价值链攀升。

实现智能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是“十四五”阶段的核心目标。本文以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智能制造试点示范政策,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多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智能制造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智能制造显著推动了企业进行绿色转型,促使企业摆脱“表面的、保守的、短视的”转型困境,实现“实质的、突破的、清洁生产的”绿色转型。智能制造通过促进企业增加绿色投资规模,调整预防型绿色投资比例,增强媒体环境关注和自身环境关注,进而推动绿色转型。智能制造的绿色转型效应在行业竞争激烈、政府环境关注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从智能制造视角提出了企业绿色转型的根本内驱力,对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在构造“城市绿色发展关注度”指标的基础上,根据市级政府工作报告测度城市绿色发展关注度,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城市绿色发展关注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绿色发展关注度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环境规制、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响应与企业绿色投资三种作用渠道,且高管海外经历和媒体关注均正向调节城市绿色发展关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证实了企业“感知”到绿色发展理念后会进行战略响应和资源配置方式调整。

本文在中国加入WTO的自然实验框架下，采用倍差法重点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引致的进口竞争效应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通过进口竞争效应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从而推动了中国产业升级；在考虑了识别假设条件和一系列其他可能干扰估计结果的因素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此外，不同层面的机制分解表明，加入WTO后在激增的进口竞争冲击驱动下，中国的产业升级主要源于资源在城市内产业间的优化再配置；企业动态调整对产业升级有正向作用；非国有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内陆地区企业相对于沿海地区企业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表现要显著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