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中国出口局势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下,如何依靠金融改革力量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构建一个包含产品数量和质量的双寡头市场竞争博弈模型,以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放松城商行异地设立分支机构管制的规定构造了准自然实验,深入探究了中小商业银行部门扩张如何塑造不同规模企业在出口模式上的分化。研究发现,中小商业银行部门扩张有助于增加规模以下企业的出口数量,由此形成的市场竞争效应会引发规模以上企业减少出口数量进而提升产品质量。此外,市场集中度和出口三元分解维度的机制检验,诠释了中小商业银行部门扩张的非对称信贷冲击会加剧规模以下与规模以上企业间的竞争效应。本文为健全多层次金融体系、助力贸易强国建设、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启示。

数字技术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驱动力。本文利用2011-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非国有企业、国际贸易企业和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促进作用更大,主要影响制造业、高技术行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非省会城市、沿海城市和“新基建”发达城市政策效果更明显。机制检验发现,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主要通过技术提升效应、环境激励效应和要素流动效应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被列入国务院“最佳实践案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更明显,“扩大对外开放”的案例作用效果最大。本研究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政策的进一步实施提供参考与借鉴。

本文将2016年中国政府实施的国别报告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10-2019年微观企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反国际避税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反国际避税政策显著增加了管理层收入,但对普通员工工资没有影响,最终导致公司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管理层收入增加的原因在于跨国公司将海外利润汇回国内并用于股东分红。这一收入分配效应在避税天堂设立子公司、存在海外关联交易、所有权性质为民营以及位于税收征管高强度地区的跨国公司更为显著。此外,本文发现反国际避税不仅影响了公司内部收入差距,还显著缩小了行业内企业间的收入差距。本研究结论为政府利用税收政策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启发。

已有研究大都认为中国近代传统金融组织由于将多数资本投入非生产性部门阻碍了近代企业进步,是引起中西大分流的一大原因。本文基于1800-1911年中国票号和商办企业府级的面板数据,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发现,票号有效促进了其所在府建立近代商办企业,相当于无票号府各类因素总作用的71.63%。票号的信贷供给、与钱庄合作及对跨区业务的促进,是票号促进近代商办企业建立的3个渠道。票号虽在1911年后逐渐消亡,但仍通过促进近代银行发展持续影响商办企业的建立。本研究提供了传统金融机构助力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证据,以及新兴市场从金融角度助力企业进入的历史经验。

本文在异质性企业框架下引入环保设备投资决策,考察环境规制如何通过影响企业环保设备投资而改变行业生产与污染。研究发现,环境规制趋严通过两种效应降低行业总体污染强度：一是个体污染强度效应,即单个企业的污染强度下降;二是资源重配效应,即高污染强度企业的市场份额相对减少,低污染强度企业的市场份额相对增加,这种市场份额的转换可降低行业总体污染强度。经验研究结果有力地支持理论推论,“十一五”期间这两种效应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资源重配效应在“技术效应”中的贡献超过40%。基于本文的发现,政府可通过推出降低环保设备投资成本的政策,促进减排技术的应用与资源重配,从而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推进票据市场发展以壮大实体经济是实现稳就业目标的重要途径。本文以上海票据交易所成立为准自然实验,考察票据市场发展对企业劳动雇佣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应收票据持有水平较低的企业相比,上海票据交易所成立显著提高了应收票据持有水平较高企业的劳动雇佣增长率,且主要体现在营商环境较差、劳动力供给充裕的地区和周边银行数量较少、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机制检验表明,上海票据交易所成立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降低债务违约风险和扩张生产规模提高了企业劳动雇佣增长率。进一步讨论发现,上海票据交易所成立还能够促进企业人力资本积累并提高企业劳动配置效率。本文对进一步释放中国票据市场制度创新的红利具有重要启示。

企业上云为充分利用数据资源提供基础支撑平台,推动了创新知识生产、储存和传播方式的变革,已成为实现数据生产要素化的重要方式。本文利用Pyhton搜索结合手工整理方式收集了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企业上云信息,并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企业上云对其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上云能显著增加其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机制分析表明,其一,知识积累效应促进数据要素转化为创新知识,进而驱动创新;其二,迭代创新效应重构创新试错实验过程,加速创新知识的更迭创造;其三,研发分权效应提高研发决策权和创新知识的匹配度,从而激励创新。进一步发现,企业上云促使创新结构向高质量演进,扩大了创新的组织边界和技术边界,并强化了专利产出的创造性破坏效应。本文研究为深入推进“上云用数赋智”战略、建设以新质生产力为驱动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文利用2014-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颁布作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法治强化如何影响家庭捐赠。研究发现,慈善立法显著促进了社会信任水平相对较低家庭的慈善捐赠。机制分析表明,慈善立法使家庭信任程度提升,慈善捐赠环境得到优化,进而促进了家庭捐赠。进一步分析发现,慈善立法促进了非东部和城镇地区以及平均收入较高和受教育程度较低家庭的慈善捐赠。本文的发现有助于理解《慈善法》颁布带来的影响,并对后续的修订和完善提供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