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协定（FTA）网络持续演变,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网络关系。本文利用WTO深层协定数据库,基于复杂网络方法分析了FTA网络关系对FTA深化的影响,并探讨中国全球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的构建策略。研究发现,FTA网络关系能较好地解释两国FTA深化动因。FTA交叉网络效应反映了国家间的共同联系和合作基础,自主网络效应揭示了国家在全球网络中的战略位置与整体影响力。网络中心性越小的两国,邻居相似度对FTA深化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在条款类型方面,FTA网络关系对贸易深度自由化、经济一体化及WTO+领域的FTA深化解释力更强;在垂直深化方面,环境条款和创新条款的邻居相似度对FTA深化促进效应更强。基于全球样本分析基础上,中国情景下的FTA网络邻居相似度具有更强解释力,自贸区网络“提质”较“扩围”具有更高战略意义。

自愿性环境规制政策能否规避强制性环境规制政策下的污染跨境转移现象,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议题。本文考察了自愿性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企业进入绿色工厂名单能显著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且经过一系列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企业在进入绿色工厂名单后,获得的政府补助能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同时,“国家级绿色示范工厂”称号的信号效应降低了东道国政府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促进了向环境监管程度高的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绿色制造政策对非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绿地投资和高污染行业的绿地投资促进作用更明显。通过提高符合环境标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自愿性环境规制政策降低了“污染天堂假说”的可能性。本文为中国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启示。

本文利用增值税发票网上有奖查验这一发票管理数字化举措试点,研究在“以数治税”的背景下如何借助数字技术使第三方信息传递渠道更为通畅以助力税收征管。基于双重差分法的研究结果表明,该政策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增值税实际缴纳额,而且有利于企业所得税纳税遵从度的提升,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机制检验表明,该政策主要通过规范企业销项确认、抑制企业隐匿收入的途径发挥治税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该影响在纳税遵从度较低的非国有企业表现更明显,在博彩文化盛行、税收征管力度较弱、诚信守法氛围较差和移动通信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增值税发票网上有奖查验政策对税收征管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对于后续电子发票的推广和相应税收征管模式配套改革提供了一定经验依据,为加速推进“以数治税”转型提供了参考。

破除企业跨地区经营的壁垒是破解中国区域发展失衡难题、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核心突破口。本文将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作为准实验,采用地理断点回归方法,探讨区位导向型政策对企业跨地区经营选址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西部大开发这项区位导向型政策实施后,西部地区吸引企业进行的跨地区经营活动相较于邻近的非西部地区显著增加。本文还进一步验证,优惠税率带来的“政策租”是驱动企业跨地区经营的主要动力,尤其是非西部地区的民营总公司、融资约束压力大的总公司,追逐“政策租”的动机更强,是在西部地区开展跨地区经营活动的主力军。然而,与地方优势产业深度关联的“集聚租”尚未在企业跨地区经营中显现效力,未来需要进一步激发“政策租”对“集聚租”的撬动和引导作用,加速产业空间布局的优化。

随着人才强国战略的提出,各地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吸引优秀人才,但其效果缺乏全面评估。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数据及与之匹配的城市层面政策数据,本文考察了地方人才引进政策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结论显示,地方人才引进政策显著增加了家庭的孩均校外教育支出,但对校内教育支出无显著影响,这一效应源于教育收益率、高质量就业机会和就业福利三种渠道,且存在学段、资源约束和政策特征的异质性。本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人才强国战略下中国家庭的教育投资行为,也为人才政策的优化调整和中国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在中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背景下,研究自动化技术对就业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任务视角出发,深入探讨任务性质与职业替代概率的关系,分析工业机器人冲击对城市就业的影响。基于职业信息网,本文将中国所有职业细分为161种任务组合,使用随机森林方法估计各职业的替代概率。此外,结合中国人口普查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文还分析了工业机器人的就业效应。研究结果发现,高替代性职业大多是手工任务密集职业,受自动化影响的净效应为负,主要受替代效应和组成效应的影响;低替代性职业大多是认知任务密集职业,受自动化影响的净效应为正,主要受回补效应、生产率效应及组成效应的影响。城市就业整体向更难替代,包含更多认知任务的方向转型。本文揭示了工业机器人对职业和城市就业结构的影响,为针对不同职业设计的就业政策提供了微观基础。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新的发展动能的同时,也悄然助长了数字鸿沟与权力失衡,从而引发新的治理风险。本文在数字技术应用具有“双刃剑”效应的分析框架之下,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管薪酬制定这一重要治理实践的影响,发现了治理风险效应的证据。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高管薪酬契约呈现出“重奖轻罚”的非对称性特征,表现为高管因企业业绩差而降薪的程度减小。这是因为,数字化转型增加了企业内外的信息落差并促使企业控制权向智力资本转移,导致股东难以辨别企业经营不善的原因,同时高管可凭借更多的话语权为自己卸责,避免受到薪酬惩罚,使得高管薪酬与业绩“脱钩”。这一现象主要发生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后期,最终会以损害企业未来发展为代价。

本文从科斯的企业理论出发,将数字化转型引入企业生产决策模型,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并购意愿,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和稳健性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的交易成本效应更加显著,因此企业将生产和交易更多转向市场,“阻止”企业规模的外移,印证了科斯等人关于交易成本与一体化的论述。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并购的影响在资本密集型企业、竞争程度低的行业、高科技产业聚集地区更加显著,且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启示数字化减少了企业对并购活动的需求和依赖,实现了与外部合作伙伴更广泛地互动和资源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