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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经济学研究
  •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经济学研究
    佟家栋
    2017, 0(6):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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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认为,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际分工日趋细化,从而将世界各国都卷入到分工体系中。现代国际分工表现出多阶段、多层次的结构,因而各国的比较优势发生了迅速改变,使各国劳动力的就业受到较大影响。这不是一个国家因为国际贸易或贸易政策所产生的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威胁,而更多的是技术进步和生产分工全球化的必然。政府的政策应该放在如何因势利导,解决这些过渡性问题上。目前的现实是,国际经济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一种脆弱恢复期各国开放政策的新态势。
  •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经济学研究
    陈中飞, 王曦, 王伟
    2017, 0(6): 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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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Abiad、Anderson等学者构建的“金融改革”和汇率制度数据库,本文将格兰杰因果思想应用于离散型数据,运用有序probit和logit模型分析全球66个国家(地区)1970-2005年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和资本账户开放三项改革相互促进的一般规律。我们还基于Reinhart和Rogoff的危机数据库,进一步考证三项改革对于货币危机爆发的影响。研究发现,汇率自由化与利率市场化互为因果相互促进,二者促进了资本账户开放进程;汇率自由化不仅有利于利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改革的实现,而且更有助于抑制货币危机的爆发。因而三项改革的顺序应该是汇率先行,利率跟随,资本账户最后。
  •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经济学研究
    魏浩, 李翀, 赵春明
    2017, 0(6): 4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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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首次从进口来源地结构的角度分析了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间品进口来源地数目增多、进口来源地集中度下降有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同时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进口企业、一般贸易进口企业、外资企业、有出口行为企业的生产率提升效应显著;进口来源地结构主要通过进口种类多元化带来的生产互补机制提升企业生产率,其中,进口异质产品的进口企业效应较大,而进口价格下降带来的成本节约机制没有显著作用。因此,中国应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同时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口,使其享受中间品多样化带来的生产互补收益;而在发达国家的进口市场上,鼓励企业开拓多个进口渠道,降低对某几个发达国家的过度依赖。
  •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经济学研究
    史青, 李平, 宗庆庆
    2017, 0(6): 7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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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考虑企业研发内生性的前提下,引入企业研发投入策略互动,利用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法与空间自回归Tobit模型,构造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全方位考察企业出口行为对其研发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出口行为确实促进了研发投入,由于中国企业更多模仿领先者而非开展研发竞赛,因此之前忽略研发策略互动的研究低估了出口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出口增大了新产品开发的研发投入力度;高科技行业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这些结论既丰富了中国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为机理,同时也完善了“出口中学”假说的经验研究。
  •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经济学研究
    叶宁华, 张伯伟
    2017, 0(6): 9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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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世界银行2003年中国企业调研数据,考察了地方保护对企业市场扩张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保护主义对企业外部市场扩张的影响存在显著所有制差异,同样是进行区域间市场扩张,地方保护显著降低了本土企业进入跨区域市场的概率,而对外资企业却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获得国内区域间市场规模的本土企业具有更高的研发投入和再投资比重,相反,出口比重越高的本土企业其研发投入越低,且更倾向于停留在简单再生产阶段。本文研究表明,在外部市场扩张带来规模经济效应这一点上,国际贸易并不能完全替代国内贸易。因此,消除地方保护不仅有利于本土企业获得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规模效应,而且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升级具有深远意义。
  •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经济学研究
    谢小平, 汤萱, 傅元海
    2017, 0(6): 1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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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研究发现,与进入其他城市相比,进入高层级城市后新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更为缓慢。在中国独特的城市行政层级架构下,企业设址在高层级城市可通过资源行政配置获得更多好处,企业为争取更多资源可能会迎合政府的各种诉求,导致资源错配,不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分析了新企业选址时的权衡,并考察了它们进入不同层级城市后对政府特定目标的响应行为,证实了上述假说,揭示了中国高层级城市中企业集聚和生产率溢价的特殊之处。
  •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经济学研究
    封进, 韩旭
    2017, 0(6): 14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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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将退休制度、家庭照料和劳动参与放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通过考察制度退休对家庭照料和劳动参与的影响,对中国改革退休年龄的政策进行评析。参保职工办理退休后工作机会减少、养老金这一非劳动收入提高,个人在家庭内提供照料的可能性增加,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下降。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跟踪调查数据中处于退休年龄前后的样本,利用双变量二元选择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参保女性在办理退休手续(制度退休)后,照料概率提高34个百分点,劳动参与概率下降40个百分点;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退休对照料和劳动参与的边际效应减小。男性在制度退休后,照料概率增加13个百分点,劳动参与概率降低47个百分点。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若将女性退休年龄提高到55岁和60岁,则51-60岁女性提供家庭照料的概率将分别下降12和29个百分点。随着养老保险覆盖面扩大,延迟退休年龄政策需要权衡劳动供给和家庭照料之间的矛盾。
  •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经济学研究
    宗计川, 付嘉, 包特
    2017, 0(6): 16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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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学习预测实验并辅助认知能力测试,在实验室中检验了市场参与者认知能力高低对于资产价格收敛到理性预期均衡程度与速度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认知能力较高的个体能够更快进行组内协调,所在组的资产市场价格泡沫相对较小。认知能力较高的参与人更倾向采用有利于市场稳定的适应性预期策略,而认知能力较低的参与人更倾向采用加剧市场波动的趋势跟踪策略。此外,本文发现,无论是由认知能力较高的参与人还是由认知能力较低的参与人组成的市场,市场价格都无法收敛到理性预期均衡。这表明市场参与人,即使是“聪明的”参与人,其预期行为相较于理性预期均衡还有很大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