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刊目录

  • 2021年, 44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2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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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慧, 綦建红
    2021, 44(3):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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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中国企业在全球自由贸易协定(FTA)网络的嵌入位置指标,并基于2005-2016年中国进出口海关数据库和上市公司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检验FTA网络嵌入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嵌入FTA网络能够促进专利(尤其是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的提高,但该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减弱;FTA网络嵌入的创新效应在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中尤为显著;进出口嵌入和国家嵌入对企业创新水平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国家嵌入的贡献度更大;FTA网络嵌入能够通过扩大贸易规模、加强竞争激励和信息技术扩散机制作用于企业创新。这些结论为助推中国企业从“被动嵌入”到“主动利用”FTA网络、破解企业创新困境提供了新思路。
  • 邵朝对, 苏丹妮, 杨琦
    2021, 44(3): 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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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和生产的匹配数据,在区分外资与本土企业的基础上,从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溢出的微观视角重新审视了FDI与东道国环境之间的关系。首先,典型事实分析发现,外资企业相比本土企业污染排放强度更低,来自OECD国家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低于来自港澳台地区企业。其次,以2002年中国大幅度放宽外资管制作为政策冲击,采用倍差法的估计结果表明,外资进入通过推动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和改善企业管理效率显著降低了中国本土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且这一环境溢出效应更多被吸收能力较强、OECD国家外资比例较高地区、污染型和不受环境管制行业的本土企业所获取;此外,外资进入不仅促进了本土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环境绩效向外资企业追赶,而且有助于低污染本土企业进入市场。本文证实了FDI的“污染光环”效应。
  • 谭德凯, 田利辉
    2021, 44(3): 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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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从企业金融化视角分析了民间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决策造成的扭曲效果。研究发现,民间金融发展会促进企业金融化,尤其是民营企业。民间金融提供投资渠道,并以高回报吸引企业参与金融活动,这种机制的负面影响已超过其改善信息环境发挥的正面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雇佣非金融背景CEO、提高分析师关注、降低行业竞争压力以及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等措施能减轻民间金融的不利影响。在当前背景下,民间金融发展会加剧资金空转,导致经济“脱实向虚”。因此,应加强对企业出资参与民间金融活动的监管,重视由此形成的风险在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间的蔓延机制。
  • 戴小勇
    2021, 44(3): 8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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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针对中国创新投入快速增长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的现象,在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分析框架下引入要素市场扭曲与企业创新决策,刻画转型期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决定的微观机理,发现要素市场扭曲通过影响企业创新、生产、进入与退出市场的决策,抵消了企业创新的要素重置效应,从而降低了加总全要素生产率。经验分析发现,企业创新使得生产要素从非创新企业流向创新企业;而要素市场扭曲导致企业间的要素错配,扭曲企业创新与退出市场的决策,要素错配效应大于企业创新的要素重置效应。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主要由企业生产率提高推动,企业间要素重置的贡献较小,创新企业与非创新企业之间的要素重置并没有带来行业加总生产率的提高。
  • 戴美虹, 刘海洋, 林令涛
    2021, 44(3): 11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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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国有企业改制衡量制度性变革,以互联网技术衡量技术破壁,探究了制度和技术性因素对微观企业出口活力的影响。首先,基于一个拓展的异质性企业理论模型,揭示国有企业改制和互联网应用影响企业出口活力的作用机理。其次,采用中国微观数据和多元倾向得分匹配方法量化估计并比较了国有企业改制和互联网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改制和互联网应用均有助于增强企业出口活力,且同时改制和技术应用的促进效果最为显著。此外,中介效应模型结果表明生产率和固定成本投入效率是上述作用链条的微观渠道。本研究为国家深化国有企业改制、践行“互联网+”战略提供参考,也为如何提升企业出口活力提供了新思路。
  • 王天宇, 高秋明, 赵丽秋
    2021, 44(3): 13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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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某市2015-2016两年的医保住院赔付记录,利用断点回归设计评估医药分开改革的效果。结果显示,医药分开改革显著降低了药品费用,改变了住院费用的构成,但未能降低单次住院总费用。这一结果是由供方主导的,在不同级别的医院间具有异质性。级别越高的医院,收入越不依赖于药费,药费降幅也越大,应对改革的策略也越灵活。此外,本文还发现改革的效果随时间变化:在改革实施后的五个月内,有明确的政策目标要求的药费和材料费继续下降,无明确政策目标要求的检查费在三级医院显著上升。这些结论表明,在行政市场化模式下,设定了硬性约束的改革是能够实现其政策目标的,但也容易造成新的扭曲,尤其是对于那些已经取得了足够谈判力量的供给主体。
  • 汪小芹, 邵宜航
    2021, 44(3): 157-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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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通过挖掘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等1988年以来数据,多角度刻画了中国出生于1964-1985年子代的父子收入边缘分布,测算出父子收入位次联合分布,从而推算出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率。分析显示:数据期间各期子代的持久收入超过父代的比例均不低于64%,且总体向上流动率未呈现下降趋势;同时期中国向上流动率高于美国;但也存在波动,60年代初出生子代的向上流动率较高,70年代出生的则有所下降,但阶层间收入不平等趋缓,80年代初出生的向上流动率再次上升。反事实分析显示,70年代初出生子代的流动率下降可能主要来自“分配效应”,而80年代初子代的流动率上升则主要来自“增长效应”。
  • 赵建国, 周德水
    2021, 44(3): 18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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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自我雇佣与农民工健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自我雇佣能够促进农民工的健康,而且对男性、在打工地居住小于5年以及省会城市农民工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通过区分自雇类型发现,机会型自雇者的自评健康效应高于生存型自雇者,而生存型自雇者在健康权益等方面的诉求明显高于机会型自雇者。机制检验发现,经济能力提升效应、社会资本积累效应以及城市融入效应是自我雇佣促进农民工健康的途径,但自我雇佣也会通过增加农民工劳动时间降低其健康水平。上述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