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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研究专题
  • 马克思主义研究专题
    荣兆梓
    2020, 43(6):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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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形问题是马克思在研究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形理论中的一个遗留问题,即按照生产价格计算成本,或者说成本价格"修改了的意义"带来的数值误差问题。转形问题的百年争论是相关数理模型的建立、检验和调适过程,关键是要沿着马克思的研究路径推进马克思的工作,"把他的转形程序坚持做下去"。本文认为马克思只完成了对初次转形的考察,得出的结论不仅适用于初次转形,也适用于此后每一个单次转形,但诸如"利润总量等于剩余价值总量"的结论却与多次转形叠加结果不吻合。关键是转形过程包括两个阶段,即资本流通的购买和售卖阶段,以往研究只注意售卖阶段,忽略了购买阶段中成本价格和购买盈余的变化,因此不能理解单次转形结果与N次转形叠加的差异。本文构建的C体系在转形轮次和转形阶段划分基础上提出了可变资本成本计算规则:在总剩余价值率不变前提下,可变资本与净产品生产价格同方向同比例变动,从而建立"一个总量相等,一个总比率不变"的转形模型,形成内在逻辑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转形问题解决方案。
  • 杨子晖, 王姝黛
    2020, 43(6): 2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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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对中国11个行业的下行风险进行测度,并采用新发展的非线性平滑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行业间风险传染的宏观驱动机制,通过构造非对称的风险传染矩阵分析了各行业在风险传染链中的角色。研究发现,下行风险在传染过程中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当经济体的下行压力增大、面临较大的政策不确定性或实施扩张性信贷政策时,各行业间将呈现更为显著的风险传染关系。部分实体经济行业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有较强的解释力。其中,能源和日常消费品等基础性行业在各体制区间均属于稳定的风险净溢出行业,能够通过产业供应链渠道对其他部门形成显著的风险冲击。此外,部分行业的风险传染角色并非一成不变,风险监控机制需要审时度势地做出适应性调整。
  • 臧成伟, 蒋殿春
    2020, 43(6): 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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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比较研究了国有及非国有企业在海外和国内并购的不同倾向。国有企业在国内享有政策优惠的"主场优势"没有延伸至国外,由于国内外非对称的竞争优势格局,在并购市场上国有企业更青睐国内标的,海外并购相对不足。我们通过多元回归和DID的方法证实,国有企业海外并购倾向较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海外并购倾向在全球通用资产的并购中差异较小,在国家特定优势资产的并购中差异较大。具有较高外部政策偏倚(市场化程度较低和国有经济比重较高)和较高内部政治资源(高管具有政治背景)的企业,对海外并购的厌恶程度更高,从而证明政策偏倚是解释国有企业"走出去"难的关键。
  • 聂辉华, 阮睿, 沈吉
    2020, 43(6): 7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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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通常将不确定性当作一种宏观冲击,没有测度和区分不同企业的政策不确定性感受差异。本文使用文本挖掘方法,从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年报中提取信息,构建衡量企业对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的指标,并研究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实业投资和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计量分析表明,感知到政策不确定性升高的企业会减少实业投资并增加金融资产配置,且上述结果主要受民营企业样本驱动。渠道分析表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会提高财务成本,抑制管理层激励,从而降低投资支出;对于金融投资相对实业投资收益风险比更高的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数量随不确定性感知指标升高而增加更多。本文的研究表明,企业不确定性感知对当前稳投资、稳预期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 孙楚仁, 梁晶晶
    2020, 43(6): 9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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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将2005年多种纤维协定(MFA)配额限制取消这一事件作为外生冲击,使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中的纺织业出口企业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与出口企业空间邻近是否会导致企业出口目的地更邻近。研究结果表明,与出口到原MFA配额限制国家企业更邻近的企业在MFA配额限制取消后更可能出口到与这些国家相邻的市场。此外,与出口到原MFA配额限制国家的企业更邻近,可能导致企业因竞争效应直接出口到与这些国家邻近的市场。这一结论对中国促进企业开拓新市场及出口增长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 施炳展, 方杰炜
    2020, 43(6): 12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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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知识产权协定》(TRIPS)框架下发展中国家开展知识产权改革的准自然实验为背景,利用1995-2016年34个发展中国家从194个国家的进口贸易数据,考察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对其进口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了高技术复杂度产品进口,提升了其进口结构,而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进口广度和进口数量增加实现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来自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和不同生产阶段的产品进口影响存在差异。上述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其他度量方式、零贸易等因素后依然稳健。本文的研究证实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技术复杂度产品进口贸易的扩张效应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这对深化中国知识产权改革、促进进口商品结构优化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 魏浩, 张宇鹏
    2020, 43(6): 14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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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重点讨论融资约束影响企业核心产品出口比重的理论机制,并分析了融资约束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不管是从全球出口层面还是出口目的地层面看,企业融资约束加剧会显著降低核心产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融资约束加剧通过削减企业的中间投入规模和研发投入费用显著降低企业核心产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无论是对核心出口产品技术等级提升或大于第二大出口产品的企业,还是对核心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或大于第二大出口产品的企业,融资约束加剧都会使企业核心产品出口比重显著下降。因此,政府要高度重视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结构调整和出口高质量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
  • 梁上坤, 徐灿宇, 王瑞华
    2020, 43(6): 17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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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2004-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董事会断裂带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断裂带对公司违规行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对不同处罚程度的违规行为均存在;董事会断裂带降低了违规倾向、提高了违规被稽查的可能性、有助于缩短违规稽查时间;此外,董事会断裂带的这种抑制作用主要源于深层特征形成的断裂带。拓展性分析发现,高管权力水平会强化该抑制作用;相比国有企业,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