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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研究专题
  • 马克思主义研究专题
    杨小忠, 丁晓钦
    2019, 42(8):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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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SSA)演进应以劳资关系为研究核心。本文回归到马克思经典理论,用剩余价值率作为判断SSA稳定与否的标准,在劳动力匹配模型下分析收入分配、剩余价值率与SSA之间的内在关系。本文发现,长期来看,资本主义SSA都是不稳定的,资本主义灭亡的命运不会因SSA能缓解资本积累和经济萧条而改变。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对社会福利的损害是以减少岗位、降低工人分配比例和工资为代价的,要提升资本主义的产出,须增强工人组织能力和采取集体工资的谈判方式,而这又危及资本主义体系稳定。因此,SSA的不稳定来自资本主义制度对抗性劳资关系的不可调和,根源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
  • 章元, 王驹飞
    2019, 42(8): 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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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文献长期以来忽视了一个重要经济现象:大城市居民的储蓄率低于中小城市居民的储蓄率。本文提出理论假说对此现象给出解释:大城市居民比中小城市居民需要更长的通勤时间(或通勤支出),这会减少他们的闲暇时间,从而更多地购买服务以增加闲暇,而这会降低他们的家庭储蓄率。我们利用中国地级市面板和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展开经验分析,并利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结果发现无法推翻上述假说。本文指出的经济现象和提出的理论假说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建立了城市规模与居民储蓄率之间的联系,有助于理解城市居民储蓄率的决定因素;第二,为中国制定拉动内需和城市人口与产业管理等系列政策提供了重要启示:鼓励发展大中城市有助于扩大内需和带动服务业发展,大中城市不应限制为本地居民提供服务的外来劳动力流入。
  • 余东华, 张鑫宇, 孙婷
    2019, 42(8): 5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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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探讨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影响机制,并利用1999-2016年中国制造业大中型企业分行业数据,采用增长核算和计量回归两种方法对理论机制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资本深化程度、技术进步偏向性及二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影响效应在制造业行业间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与基期相比,中国制造业资本深化程度呈现上升趋势且技术进步偏向资本,资本深化程度和技术进步偏向性相匹配,从而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有助于削弱资本深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不利影响,但是未能完全抵消资本深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直接抑制作用。
  • 陈旭, 邱斌, 刘修岩, 李松林
    2019, 42(8): 7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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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制造业出口企业面板数据从多中心结构视角探讨了区域空间结构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多中心结构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先抑后扬的U型特征,在区分了企业所处城市规模、行业要素密集度和生产规模的差异之后,此结论依然稳健。同时,本文测算结果显示,目前中国大约有1/3省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已处于随多中心结构发展而上升的阶段。此外,区域内多中心城市网络能够通过推动市场一体化、促进要素流动以及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等途径提高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 李磊, 王小霞, 蒋殿春, 方森辉
    2019, 42(8): 9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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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的外资撤离是近年来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最低工资数据匹配得到的微观数据库,分析最低工资标准上升是否会导致外资企业撤出中国。研究表明:最低工资上升显著提高了外资企业撤出中国的概率,月最低工资每上升1个百分点,外资企业退出中国的概率将平均上升0.0743%。本文通过两种方法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最低工资上升引起外资企业退出中国的效应在不同特征企业之间存在异质性,主要导致低生产率、低端制造以及加工贸易外资企业退出中国。
  • 祝树金, 段凡, 邵小快, 钟腾龙
    2019, 42(8): 12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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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是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出口商、目的地分销商和潜在侵权商的博弈模型,研究以普遍道德水平衡量的目的地非正式制度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机制及效应,并基于2003-2011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结果发现以普遍道德水平衡量的目的地非正式制度改善,通过降低出口企业预期的违约风险及产品被侵权风险,促进企业出口更高质量的产品。目的地普遍道德水平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也依赖于目的地法治水平,二者之间存在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
  • 李钢, 孟丽君
    2019, 42(8): 14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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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利用全球事件、语言和音调数据库中的新闻数据来构建舆论影响力指标,基于扩展贸易引力模型,研究美国境内舆论环境对其进口贸易的影响。结果发现,美国舆论环境发生变化会对其进口贸易产生一定影响。舆论环境恶化会促使美国进口贸易下降;但舆论环境趋好对美国进口贸易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负面舆论对美国进口贸易的影响见效较快,且这种影响可持续近20个月。进一步将该影响分不同进口产品进行考察时发现,舆论对美国进口的影响程度具有较为明显的产品异质性,加工程度越复杂、差异化程度越大的产品受到的负面舆论影响越大,而同质化程度较高的产品以及中间品受到正面舆论的影响更大。
  • 江静琳, 王正位, 向虹宇, 廖理
    2019, 42(8): 17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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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利用中国主要69家基金管理公司收集的基金投资者数据,对比普通居民的金融知识水平,研究了基金个人投资者的金融知识和基金投资收益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基金投资者的金融知识水平高于普通居民。个人投资者自身的金融知识对其基金投资收益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影响在考虑了风险态度、受教育水平、投资经验等因素后仍然显著。在金融服务行业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下,本文为理解金融知识和金融建议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