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刊目录

  • 2018年, 41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18-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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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创练, 龙晓旋, 姚树洁
    2018, 41(4):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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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构建包括货币政策和汇率因素的新菲利普斯曲线,采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中国1992-2017年通胀波动的时变成因,并反推实现时变参数菲利普斯曲线的估计。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央行钉住通胀目标的利率政策是有效的;但由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影响相对有限,使得其对通胀的调节作用不具长期持久性。从时变角度看,财政扩张势必引发物价上涨,并形成供给冲击推动型通胀(1992-2001年和2008-2013年);但一旦转而实行稳健财政政策,开始着手从供给方治理通胀,则市场成本因素转而成为通胀的主要推手(2002-2007年和2014年至今),可见中国通胀具有明显的财政政策吸收效应。此外,由于汇率对利率和PPI影响的传导渠道断裂,现阶段不存在经汇率的输入型通胀。
  • 邓向荣, 张嘉明
    2018, 41(4): 2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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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将银行流动性创造纳入DLM模型,刻画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并采用中介效应方法对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作用体现为流动性创造,一方面,货币政策直接影响银行流动性创造,另一方面,货币政策通过银行风险承担的中介作用影响银行流动性创造。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作用途径分为表内途径和表外途径,货币政策通过风险承担渠道对银行表内与表外流动性创造的作用方向相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与流动性创造都具有交互影响。
  • 周广肃, 樊纲, 李力行
    2018, 41(4): 5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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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使用2010-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考察了收入差距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收入差距的增大显著提高了家庭对股票和广义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概率,基尼系数每提高0.1,家庭投资股票和广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分别提高1.18和1.33个百分点。使用不同的收入差距衡量指标作为解释变量,以及使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均得到一致结论。对机制的分析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通过增加人们的物质渴求来影响家庭的风险金融投资。此外,分样本的回归表明,收入差距影响风险金融投资的正向效果主要来源于非农户口、高收入、高人力资本及高社会资本的群体。
  • 段玉婉, 杨翠红
    2018, 41(4): 7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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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考虑中国加工出口和一般出口的生产异质性,在中国地区间投入产出模型中单独区分加工贸易,并按照增加值来源和出口路径对2002及2007年各地区出口进行分解。结果表明,加工出口比重的不同是各地区出口增加值来源差异巨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若不单独区分加工贸易,将严重高估各地区出口中的本地增加值份额,夸大地区间实际出口价值的差异,使一些变量的时间变化趋势与实际相反。此外,随时间来看,各地区出口生产特别是加工出口生产的国内分工程度显著加深,内陆地区通过为沿海出口生产提供中间品而日益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
  • 王碧珺, 李冉, 张明
    2018, 41(4): 9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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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利用国家发改委核准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列表,结合企业信息披露构造项目层面数据集,初步识别了中国技术获取型OFDI,并通过理论模型推导、比较静态分析及均衡策略空间模拟发现,发展中国家企业OFDI决策是技术获取型需求和国内上升成本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也与企业对技术的吸收能力有关。进一步的经验研究证实了理论预测,即随着国内平均工资增加,企业OFDI的可能性显著增加;企业实力和行业利润率对技术获取型OFDI有显著正向影响;国有力量越小,企业进行技术获取型OFDI的可能性也越大;当与东道国技术差距较小时,技术差距扩大对OFDI有促进作用;但当技术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时,由于企业吸收能力降低,该促进作用将减弱。
  • 罗勇根, 饶品贵, 岳衡
    2018, 41(4): 12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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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货膨胀时期投资者不能正确调整公司利润的增长,从而产生"通货膨胀幻觉",导致无法准确估计公司股票价值。本文认为其内在原因在于通货膨胀本身会降低公司的盈余质量。经验研究结果发现,通货膨胀显著降低了公司的盈余质量,主要机制在于通货膨胀增加了企业采购成本并且降低了年报可读性。分组检验表明,上述现象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非融资融券标的公司、非高科技行业、高通货膨胀期间、收入与成本费用配比程度低、债务比例高及亏损公司中表现更为明显。本研究为通货膨胀幻觉假说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
  • 刘悦, 周默涵
    2018, 41(4): 15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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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异质性企业的垄断竞争模型框架内,从理论上讨论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投资和生产率的影响。企业生产率取决于其内生的研发投资决策,而企业异质性体现在不同企业的研发投资效率不同。如果仅考虑局部均衡,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不断增加,企业的最优反应是降低投资,导致生产率下降。但是,如果考虑一般均衡,由于短期管制加强带来的成本,一些企业会退出市场,这使得所有存活企业面临的竞争降低,企业预期利润有上升趋势,因此企业有激励增大投资,提高生产率。同时,环境改善给消费者带来正的效用。因此,政府可以选择一个最优的环境规制水平,既可保证企业竞争力不会受到影响,居民的效用水平也会上升。
  • 张建华, 万千
    2018, 41(4): 16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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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研究高校扩招对教育代际传递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高校扩招对教育代际传递的影响在省份间存在异质性。扩招前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省份高等教育机会相对充足,此类省份高学历家庭子女已基本率先考取大学,扩招后新增高等教育名额更多被普通学历家庭子女获取,表现为高校扩招弱化教育代际传递。反观高等教育资源贫乏省份,扩招前高等教育机会相对紧缺,此类省份高学历家庭子女高等教育需求远未被满足,扩招后高学历家庭子女凭借自身优势获得了更多新增高等教育名额,表现为高校扩招强化教育代际传递。产生异质性的原因是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方式和扩招前省份间高等教育供给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