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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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申祥, 石慧敏, 张铭心

2016, 39(7):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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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企业通过第三国中间商向第三国出口产品，并与另一国直接向第三国出口的企业进行产量竞争，本国企业根据其谈判势力大小确定其出售给中间商的产品价格。在此背景下，本文考察了一国最优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结果表明，谈判势力影响到本国政府抽取中间商的利润，进而影响本国政府的出口贸易政策选择。对另一国政府而言，其贸易政策的选择则受到企业进入市场的时序与企业谈判势力的影响。此外，两国出口政策的博弈并不一定会导致“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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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增阶梯定价、分时定价与微观需求行为

冯永晟, 张昊, 阙光辉

2016, 39(7): 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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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解决了非线性定价规则导致的电量与电价间的内生性、电力需求的引致性、消费者的复杂异质性和多种定价方式的组合性等4个理论难题，利用基于广义矩估计的完备结构计量模型和微观居民电力需求数据，研究了递增阶梯定价与峰谷定价组合下中国居民的微观电力需求，评估了阶梯和分时定价组合的政策效果。本文发现，阶梯和峰谷定价的组合难以引导用户合理调整用电行为，既无助于促进公平，也难以消除价格补贴，而且阶梯与峰谷电价之间存在政策效果冲突。居民电价政策的目标与手段错配，表明居民电价改革必须在整体电力体制改革的框架下协调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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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权分离与上市公司长期回报:利益侵占还是简政释权

田利辉, 叶瑶, 张伟

2016, 39(7): 4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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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两权分离与控股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关系。通过对1154家上市公司长期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引致利益侵占，显著降低了IPO长期回报率。然而，在政府控股公司中，两权分离并未显著降低公司IPO长期回报。实际上，政府控股公司的两权分离有助于减少资金占用、增加股利分配、降低关联交易，也能减轻社会性负担和降低经理人代理成本。可见，在政府控股企业中，两权分离有助于减少政治干预，约束攫取之手，提升企业运营的市场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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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许和连, 王海成

2016, 39(7): 7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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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手工查找的2005-2010年全国2855个县区最低工资标准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就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2000-2011年总体呈上升趋势，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U”型变化；（2）最低工资标准显著抑制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研发投入、企业规模、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有助于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而融资约束则会降低出口产品质量，并且这一结论非常稳健；（3）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抑制作用存在行业、所有制和地区间的差异，劳动要素密集度越高，抑制作用越大；对国有企业的抑制作用大于非国有企业；对中部地区的抑制作用大于东部，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则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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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与企业出口持续时间

赵瑞丽, 孙楚仁, 陈勇兵

2016, 39(7): 9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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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利用生存分析法考察了最低工资对中国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企业和城市层面主要特征变量后，最低工资上涨不仅没有降低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反而提高了其在出口市场的生存概率，该结果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显著。通过对最低工资与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可能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本文发现企业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来提高企业生产率是导致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呈正向影响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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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贸易转型升级能否缓解人口红利下降的压力

马述忠, 王笑笑, 张洪胜

2016, 39(7): 12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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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出口规模与价值链地位纳入异质性企业模型分析框架，考察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影响就业的机制，并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进行了经验检验。结果显示：（1）出口规模扩张会对就业产生正向影响，但由于一般贸易出口规模扩张对就业的正向影响程度要小于加工贸易出口，因此一般贸易出口占比提升会对就业产生负向影响。（2）出口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会对就业产生负向影响。（3）出口企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也会对就业产生负向影响。近年来，出口贸易转型升级体现出的出口企业一般贸易出口占比、生产率和价值链地位的持续提升，降低了企业就业需求，从而有利于缓解中国劳动供给不足的长期趋势以及人口红利下降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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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优惠、捐赠成本与企业捐赠

彭飞, 范子英

2016, 39(7): 14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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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新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捐赠抵税范围由3%提高至12%，本文利用此次政策调整作为外生的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2年中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运用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对企业捐赠的抵税动机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新实施的捐赠抵税政策降低了企业捐赠成本，对企业的捐赠力度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效应，但是对企业捐赠的“扩展边际”影响较小。此外，企业捐赠的抵税效应在捐赠规模较小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这些结果解释了2008年以来民营企业捐赠急剧增加的事实，也说明税收优惠政策是促进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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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强度减排目标的实现机制与行业减排路径的优化设计

周县华, 范庆泉

2016, 39(7): 16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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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建立了分别包含碳强度目标约束和总量目标约束的多行业一般均衡模型，评估了中国现阶段实施的基于重点行业碳强度减排目标的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果，解释了现阶段实施的减排政策产生就业红利，并有利于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原因。本文结论表明，随着中国碳强度减排任务的不断加重，当前政策的就业红利将不复存在，同时政策机制蕴含的资源错配、各行业边际减排成本不相等的问题则愈加严重，实施碳交易减排政策的时机逐渐成熟，政府应及时推出碳交易政策代替现行的减排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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