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 刘诚洁

      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与《世界经济》编辑部共同主办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与世界经济”研讨会于2016年5月25日、26日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史正富教授、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出席研讨会并致辞。来自美国麻省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云南财经大学、中国社科院以及《世界经济》、《经济学动态》、《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杂志的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围绕中国与世界经济、中国道路与中国经济学进行了深入讨论。

       本次会议的核心主题即为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与世界经济，因此学者们首先就如何正确看待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如何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科学解读中国与世界进行了主题发言和热烈讨论。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史正富教授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中国经济、研究世界经济，这一立论更正、更完整，因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就是从整体来看各方关系，就是把集团与集团、个人与个人、社会与社会、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来看。史正富教授强调，在如今全球化背景下，完整意义上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都很难实现，必须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下考虑中国道路的选择，既要讲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不能只讲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必须要考虑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这样一个约束条件，并在此基础上谋求中国的发展道路，这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前提。他认为，若要追求一国社会的共同发展，则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其他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那么，若考虑全世界的共同发展，则每一个国家的自由良性发展是其他国家自由良性发展的条件，这就要求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的、世界级的理论和政策体系。

      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张宇燕研究员提出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政治经济学，一个是中国与世界经济。他认为，纯粹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还远远不够，还需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辩证剖析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就经济学而言，目前主要有两个大的问题：一是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的关系，如当前全球债务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水平，即全球GDP的300%，又如今年美国一季度的IPO为零，这在美国历史上十分罕见，再如目前美国大企业分红已超过利润一半以上等等，这些现象对于世界经济的意义是当前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二是制度或者说规则对人类行为和人类选择的影响，金砖银行、亚投行、七国集团首脑会议等组织或机构均旨在通过建立规范来约束各国的行为，而这也是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张宇燕研究员强调，要深入剖析当前中国与世界经济面临的两大问题，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进行研究。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晖明教授从发展的范畴出发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他指出，中国所具有的庞大体量，意味着世界其他国家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反应，而这种反应又会对中国发展带来一种相伴相随、互为加法或减法的影响。这一过程中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中国取得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发展的理论来源是什么；二是如何科学解析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对于第一个问题，张晖明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来自于对生产力、对人的观念的一种解放，归结为中国语言就是实事求是，从根本上则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对中国指导地位的回归。对于第二个问题，张晖明教授指出，可以从发展的权利的角度来解析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中国作为后来者，就体现为后来者对既有国际关系规则的接受。张晖明教授强调，读懂中国是为了更好地读懂世界，读懂世界有助于读懂中国，将中国理论中个性化的国民价值理论因素逐步提升为具有普世价值的理论，正是当代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担负的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杨志教授从生产方式的视角解读了当前全球性的转变，并阐述了这一转变下中国经济的应对问题。她首先指出，资本就其性质而言，一定是突破国家和民族界限的，因此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能是在一个孤立的、狭隘的范围，而必须要基于一个博大的精神视角。在这一前提下，杨志教授重点从生产方式这一视角考察了全球性的转变，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互联网智能化的发展；第二，从流通领域来看，市场一体化、全球化使得市场经济中的生产交换分配有了物质基础的支撑；第三，从资本的形态来讲，马克思指出生产方式的革命会引起价值革命和价格革命，体现为金融资本作为权力资本成为了当前市场经济的令旗。最后，杨志教授对于全球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几点看法：第一，经济发展过程不应以集团利益为中心，而应以消费者为中心，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定会面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第二，必须要考虑互联网对市场经济的变形作用；第三，要谨慎应对世界大资本问题。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阿莫斯特分校经济系大卫·科茨（David Kotz）教授发言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的崛起。科茨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分析如下两个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的思路，一是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飞速发展，二是什么样的政策可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了，在这两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一味强调全面私有化的新古典经济学显然更具解释力。在此基础上，科茨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能为中国的现实问题提供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而是提供一种能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具体来说，包括六个方面：一是将财富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二是提高医疗和教育的社会供给，三是加强环境规制，四是发展大规模廉价住房项目，五是提高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六是国家应继续引导经济发展的方向。最后，科茨教授总结，遵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范式和政策建议会使中国从正确的经济增长道路上走偏，使得中国停滞于当今全球经济中所处的地位，甚至倒退；而如果使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去分析中国的成功和当今中国需要的政策，那么中国将会在全球经济中走得更远。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如何正确看待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道路，并建立能够解释中国改革实践的中国经济学，是本次会议的另一个主要议题。专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中国道路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理论阐释和解读。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简新华教授从中国经济的具体实践出发，阐述了两个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过时，二是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西方经济学。简新华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特征和运行规律，而且还提出了当时最完整、最科学的商品经济的一般原理。因此，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论”，而且是一般商品经济也即市场经济论。简新华教授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今天并未过时，依然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理论。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大量引进、学习、吸收、借鉴了西方经济学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但是借鉴不等于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并不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指导下进行的，而是在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经济学动态》编辑部杨春学研究员从三个“中国特色问题”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阐述。他首先指出，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应以动态的观点来看待社会主义。从实践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在发展阶段存在两种形态，一种是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另一种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形态，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加上市场经济，后者是中国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对社会主义形态发展真正的贡献。具体而言，三个“中国特色问题”包括：第一，“中国特色”除了通常提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外，还应包括存在于中华文明之中而且仍然对当今有着重大正面影响的历史思想基因，如整体主义国家观。第二，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相容性问题，一方面要厘清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形态与资本主义形态之间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则要关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问题。第三，关于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应意识到市场的发展有着远比资源配置功能更为广泛的复杂影响，如何防止财富和收入的差距转化为政治权力的差距？对资本的崇拜会不会转变为阶级的差异？如何建立干净、良性的政商关系？这些都是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周文教授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学现状进行了反思。周文教授梳理了西方供给理论的发展脉络，指出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并不是简单地复制西方经济学，而是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大发展，是中国新常态背景下提出的新战略。对于中国未来的供给侧改革，周文教授强调了五个问题：第一，应辩证看待供给侧改革，即应认识到供给与需求并不是非此即彼，必须协调推进；第二，对产能过剩要有正确认识，即中国的产能过剩并不是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第三，不应简单将亏损企业作为僵尸企业来处理；第四，调整经济结构不能只靠市场，需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第五，供给侧改革应落实共享发展的理念。从中国供给侧改革出发，周文教授进一步对中国经济学的现状进行了反思。他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成果是丰富的，但理论却是贫乏的、细碎的，且使用的大多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任务是，不但要解构经济学的西方中心论，更要对经济学的西方概念进行“术语革命”，进而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术语“创造性”重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逻辑体系，为世界经济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邱海平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学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是，一方面在改革和发展上取得重大成绩，另一方面却是理论供给的不足。因此现在以及未来中国经济学界的主要任务不应该再是批判，而是建设，即建设一个能够为中国道路发展提供全面解释的系统化学说。邱海平教授指出，如果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完全进行比照，就会发现其中也存在一些矛盾，如五个社会形态、两个“绝不会”等，这就要求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理论范式与中国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第一，要重新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不能机械照搬；第二，要正确理解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性与个别国家发展的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能僵化教条；第三，从世界发展的历史现实以及中国历史的特殊国情出发来理解中国道路，应用国家的范畴替代资本；第四，将国家理解为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基于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设再到市场化改革的中国经济具体实践，同时也是马克思关于国家发展轨迹多样性相关论述的体现。最后，邱海平教授强调，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突破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理解，总结中国历史的规律，上升到系统化学说的高度，打造出中国版的、有机的、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这将不仅是对国家的贡献，更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冯金华教授指出，马克思在分析扩大再生产时没有考虑平均利润率，若将利润率平均化引入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模型中，并假定第一部类的积累率保持不变，第二部类的积累率根据第一部类的积累率而进行调整，以保证两大部类之间的供给和需求平衡，且两大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平均利润率也保持不变，则会得出，从第二期开始，第二部类以及整个经济的积累率都将趋同于第一部类的积累率，从而，它们的增长率也将趋同于第一部类的增长率。这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的一个趋同现象，如果给定第一部类积累率不变、第二部类的积累率随市场变化，可以发现不仅经济增长率会趋同，积累率也会趋同。因此，为了实现任意给定的整个经济的增长率目标，政府只需要让第一部类的积累率等于由该增长率目标确定的整个经济的最优积累率并保持不变，而让第二部类的积累率随市场的要求而自动调整即可。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张衔教授通过对比分析凯恩斯学派、新古典学派、新自由主义、新凯恩斯学派与马克思经典理论的差异，认为我们应当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并提出应以马克思经典理论为基础，构建马克思的宏观经济学体系。具体而言，张衔教授认为，构建马克思宏观经济学的框架，可能的方案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纯马克思体系，即关注马克思的一般均衡、资本积累的冲突及开放经济的一般均衡；第二个是综合体系，即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主要是对凯恩斯和新凯恩斯进行改造，采用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第三个是批判体系，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对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以及新古典学派进行批判，从而得出新的结论。在构建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中，需要明确的问题有：行为分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转形问题、平均利润率下降问题、马克思的积累生产函数、固定资产折旧的方法问题以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问题等。

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龙超教授在谈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表示，理论界应进一步研究和界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以及不同经济领域中两者之间的替代性。例如当前教育、医疗等行业虽然已经引入了市场经济机制，但政府的监管作用并不到位，存在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等问题。此外，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政府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应该有更加细致的区别。比如在西部经济落后的地区，市场主体不够突出，政府应该发挥更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市场或者塑造市场条件；在市场主体发育良好，市场机制健全的情况下，政府应该放开对于部分竞争性领域的管制。当然，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始终离不开政府。与此同时，龙超教授提出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应该注重实验性的研究，政治经济学学者也必须更多地接触实际，了解实际，到实地中去调研。

        会议最后，《世界经济》主编孙杰研究员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马艳教授进行了总结。孙杰研究员认为，重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坚持两点：第一，坚持马克思的目的是要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只有解决了问题，发展才有意义；第二，从技术的角度，需要新鲜血液，让年轻的人才融入进来，同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也要将数学引入，使其成为真正的科学。马艳教授认为，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可以称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全新历史背景下对社会实践的高度理论抽象和概括，目前这一理论已经有了丰富地发展，本次研讨会就是集中的体现，但还应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