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2014-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结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这一产业政策的实施,运用群聚估计检验企业是否借助研发操纵以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在此基础上,以各地区大数据管理机构改革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数字政府对企业研发操纵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中存在较为明显的研发操纵现象。然而,数字政府建设显著抑制了企业研发操纵。原因在于,数字政府建设有效地提升了政府对企业研发操纵的监管能力。此外,在非国有企业、互联网和新闻媒体监督难以发挥作用的样本中,数字政府抑制企业研发操纵的作用更强。本文为政府在数字时代更好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提供理论和经验证据。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上游供应链不仅需要专业高效,还应该稳定可控。本文基于嵌入全球价值链企业的上下游关联,研究下游外部需求扩张对中国企业上游供应链布局的影响及其形成机理。研究发现：当嵌入全球价值链企业面临下游外部需求扩张时,企业出于“稳链保供”的动机,会构建更为稳定的上游供应链,且主要表现为中间品进口来源地多元化策略。同时,外需扩张带来创新激励,并通过增加中间品进口产品种类缓解创新的技术约束和成本约束,即“以开放促创新”实现“扩链强链”。此外,当面临外需扩张时,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越高,创新激励越强,越倾向于“扩链强链”;而价值链位置越低的企业,“稳链保供”动机越强,且会通过国内价值链对全球价值链的战略替代性进一步降低海外供应链风险。本文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上游供应链稳定性和安全水平、实现价值链升级和完善国内价值链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启示。

本文总结了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参与强度下降的典型事实，并从"延嗣惩罚"和性别失衡的视角进行了解释。以流动人口为例，本文研究发现母亲在孩子出生当年工作参与率降低约60%，后随孩子年龄增长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孩子对该指标的负向影响在2011-2017年逐渐增加，孩子出生当年该指标受到的负向影响在7年间增加了15%。同时，母亲在孩子出生后的工作强度会显著降低，且存在性别差异：若为女孩，强度会在女孩2岁时恢复正常水平；若为男孩，强度降低程度更大，一直到男孩17岁左右才恢复正常水平，但在男孩上小学后会提升15%-22%。延嗣惩罚在不同所有制、就业类型和城乡户口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本文从新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女性劳动供给降低的原因，对提升女性劳动供给质量和效率、完善生育相关政策和缓解性别失衡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革命文化与精神是中国人民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却鲜有研究探讨其将如何引导企业微观行为。本文聚焦长征精神这一代表性革命文化,利用长征胜利80周年系列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活动构建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方法检验发现,在2016年及后续期间,位于红军长征景点地区企业违规行为显著减少,表明长征精神抑制了企业违规行为。机制检验发现,长征精神从引导企业文化建设与提高外部利益相关者期望两条路径对违规行为产生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违规类型、高管年龄、企业外部监督环境与产权性质均会对该效应产生异质性影响。本文提供了长征精神这一革命文化影响企业行为的经验、微观证据,丰富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优秀范例。

本文利用上市企业董事兼任和绿色专利引用数据构建企业关系网络指标,进而基于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企业数字化及其网络地位对污染减排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水平,且企业所处网络位置越优越,越有助于发挥数字化转型的污染减排效应;与社会关系网络相比,绿色技术关联网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具有更为明显的提升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污染减排效应主要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效应、规模经济效应以及要素配置效应来实现,且其作用效果随着“宽带中国”战略和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实施而得到明显增强。本文不仅从企业关系网络视角拓展了数字化转型对污染减排的影响机理,而且也为数字经济下企业走好绿色转型发展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各个城市在经济下行压力下的表现并不相同，本文从人口集聚的视角研究城市经济韧性。首先利用空间均衡模型分析集聚如何影响生产率进而作用于城市经济韧性,在此基础上建立长差分模型识别集聚和城市韧性的关系。研究发现:集聚不但有助于提高城市抗冲击的能力,也能够提升城市经济恢复的能力以及冲击后状态转变的能力;与经济下行时期相比,经济调整时期集聚与城市韧性的关系更为密切;市场需求效应、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及知识溢出是集聚影响城市韧性的主要途径;集聚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集聚对全国总体经济韧性有明显影响。本文研究表明，促进人口集聚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增强城市韧性的有效举措。

本文基于新闻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方法研究了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度量方法和预警机制。我们对2000－2019年中国33家知名报纸发布的334万余条新闻，采用文本共现挖掘方法测度中国银行间网络关联，并基于银行共现新闻情绪衡量系统性风险水平。结果发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中国银行间关联由“大而少”向“小而多”转变；在全球金融危机和“钱荒”期间，系统性风险明显上升，银行系统重要性普遍提高，银行间关联明显增强。本文还采用机器学习方法中的隐马尔可夫模型识别和预测系统性风险，发现该方法能较好地预警中国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

本文以教育扶贫工程为切入点，探讨政府精准教育扶贫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研究发现：教育扶贫工程显著提高了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少儿的认知能力和部分非认知能力。其作用机制是，在公共教育方面，相关政策促进了公共教育领域的实物投资和人力资源投资；在家庭教育方面，相关政策激励家庭增加了下一代的教育支出和储蓄，从而有助于增进下一代人力资本积累，但家庭教育观念和方式改善不显著。此外，教育扶贫政策对来自弱势背景家庭的孩子作用更显著，意味着这一扶贫项目避免了“精英俘获”困境，符合精准扶贫的预期。本文结论为经济发展新阶段下教育扶贫项目相关方案和配套政策的设计提供了启示。

绿色信贷政策是中国发展绿色金融的主要实践，然而其政策效果及影响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检验。本文基于中国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方法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投资及融资结构的影响，以此评估政策在污染治理方面的实施效果。研究结果显示，绿色信贷政策能够通过融资约束机制显著促进企业的环境投资。污染企业会基于长远发展考虑增加环境投资，试图通过改善环境的行为缓解信贷约束。绿色信贷政策也会改变污染企业的融资结构，不仅显著抑制企业的信贷融资，还会促使企业通过增加非信贷融资来弥补资金缺口，而这主要体现为股权融资的增加。进一步，本文发现高污染企业非信贷融资的增加，会对企业的环境投资激励产生抑制作用，从而形成对企业环境投资的替代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绿色金融政策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本文基于全球产出供应链和投入需求链双重视角，从国家-行业和微观企业层面分析中国以不同贸易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及其变动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2005-2015年，中国在双链中的位置都有所上升，且呈现出“N”形变化趋势，一般贸易嵌入产出供应链的位置更高，加工贸易嵌入投入需求链的位置更高；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嵌入产出供应链位置的提升分别由国内中间品供给网络扩张和跨国中间品供给网络效应主导，投入需求链位置的攀升主要得益于国内中间品需求网络的扩张；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上游度有一定程度上升，进口下游度波动较大。此外，新进入企业拥有更高的出口上游度，持续在位企业出口上游度的提升是促进制造业行业一般贸易出口上游度攀升的主要原因，加工贸易出口上游度的攀升主要得益于集约边际的增长，而制造业行业两种贸易方式进口下游度的下降则分别由进入效应和扩展边际的变动所导致。

本文利用中国各地级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19年城投债券的发行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公共数据开放对城投债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显著降低了当地城投债的发行利差,平均效应为11.5个基点。机制分析表明,公共数据开放降低了投资者的信息搜集成本,信息溢价降低;同时,大数据赋能投资者进行外部监督,提高了企业的决策效率,促使城投企业的信用风险下降。公共服务、社会民生和经济类等与城投业务相关的数据发挥了主要作用,且公共数据开放的整体质量越高,利差的降低作用越强。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政府推动形成数据开放共享的高效运行机制,对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存在积极作用。

电子商务等数字经济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本文利用2000-2017年中国县级数据，基于2014年财政部、商务部以及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开展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计划"，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电子商务发展对县域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电子商务发展对县域经济具有显著推动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计划显著提高了当地电商发展水平，扩大了市场可及性，降低了地理位置和人口规模对地区发展的限制。此外，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教育水平越高、人口结构越年轻地区，电子商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大。本研究为电子商务发展促进中国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支撑。

超时加班是当前常见的劳动现象。超时加班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这方面的经验证据有助于理解中国劳动收入分配现状。然而，超时加班的指标构建存在瓶颈，限制了大样本证据的获取。本文基于日度频率的卫星夜间灯光数据，构建了企业超时加班指标。研究结果表明，超时加班程度显著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劳动收入份额与超时加班的倒挂关系主要出现在竞争程度较低的行业、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以及非国有企业中。此外，劳动力流动性、媒体关注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助于改善超时加班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倒挂关系。本文立足于中国当前时代背景拓展了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研究，对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本文以不同年龄的收入差异作为切入点，从贸易开放角度剖析了大龄劳动者就业困难的市场原因。我们先构建一个包含贸易成本、技术革新和劳动者双重技能要素的理论模型，厘清了出口扩张影响年龄收入差异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1992-2014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作为出口扩张的典型事件，验证了出口扩张通过提升“迭代型”相对“经验型”技能要素的回报，提升（降低）年轻（大龄）劳动者的相对收入。此外，我们还发现在老龄化更严重的地区中，出口扩张提升年轻劳动者相对收入的幅度较小；出口扩张对年龄收入差异的影响更多体现在产业内和职业内，并未体现出性别差异。

本文采用2000-2015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考察了机器人应用对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和作用渠道，以及企业出口竞争策略。研究结果发现，机器人应用促进了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扩大，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源集中型及非国有企业中尤为突出；机器人应用对出口产品范围的调整，不仅通过生产率提高效应和成本节约效应提升了效率，还通过绿色减排效应和产品质量效应提升了质量，且在长质量阶梯企业中十分明显；机器人应用的新增产品范围既来自旧产品，也来自同行业的新产品，面对激烈的同业竞争，机器人应用企业更加偏好质量竞争策略，进一步推动了出口产品范围的扩大。

技术转移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环节,企业具备承接科技成果的能力是创新驱动新旧动能转换的前提。本文基于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设立事件,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在区域中心设立后,企业通过技术溢出、研发投入及研发补助等机制增加了发明专利申请和被引数量。技术合同交易额和技术交流交易活动较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技术转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显著增强。技术转移推动了基础研发能力较强企业的创新,而企业实现高质量创新的前提是具备基础研发能力。“倍风而驰,易以远”,企业可借助技术转移的东风实现高质量创新。本文丰富了技术市场与科技创新文献,为完善技术转移机制以助力企业创新的议题提供了政策启示。

本文结合量化贸易模型和国际投入产出模型，拓展出一个能区分中间品贸易和最终品贸易，反映行业间投入产出关系异质性，囊括全球价值链特征的多国家多行业一般均衡模型，同时基于该模型，量化分析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及世界主要地区福利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效提高了中国的福利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也提升了其他大多数地区的福利。该提升主要来自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而最终品关税下降的福利效应有限。如果采用不区分中间品贸易和最终品贸易的传统模型，中国的福利将被低估约35%。中美贸易摩擦会使中美两国福利受损，但将促进中国的价值链攀升。

绿色创新是推动绿色发展、加速经济结构绿色转型的核心力量。本文利用2015-2020年上市公司获得的政府采购订单和绿色专利数据,研究政府采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采购显著提高了获得采购订单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作用机制上,政府采购强调绿色消费与绿色生产,通过中断采购威胁、提高政府督查和提高政府支持力度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研究表明,政府采购主要促进了企业绿色发明类创新,并且绿色创新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社会绩效。本文的研究结论提供了政府采购通过引导绿色创新来推动绿色发展的中国证据,对政府采购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与小微企业出口相结合，为深入探讨数字金融的普惠意义提供了新视角。我们基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构建一个广义双重差分回归模型进行经验分析，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后，回归结果稳健地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显著促进小微企业出口。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促进生产率更低的企业出口，并改善小微企业的营运资本使用效率。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比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小微企业出口的影响更大。高资金负担、弱政企关系以及西部地区的小微企业受益更大，这是雪中送炭的表现；而在金融软环境更好的地区小微企业受益更多,则是锦上添花的表现。

本文将中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跨国公司销售置于统一分析框架下，基于综合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和中美双边数据，探究中国服务业开放对中美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综合BOP和FAT统计，在充分考虑服务贸易和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销售收入后，中美贸易顺差大幅减少。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开放有效促进了中美贸易和跨国公司发展，且对货物贸易的促进作用大于服务贸易，而不同的服务业开放方式存在较强异质性。在影响机制方面，主要通过降低信息、融资、管理、分销等成本，提升生产率，以及缓解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进而促进中美贸易发展。本文为中国服务业开放路径和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