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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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罗长远, 陈智韬, 李铮
    2024, 47(7):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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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聚焦中国企业以“抱团出海”方式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的经济现象,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供应链网络构建理论模型,探讨了“抱团出海”与东道国市场环境的关系,并利用企业微观数据对研究假说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供应链网络投资可以推动企业到同一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而且这一作用在市场环境薄弱的东道国更为明显,说明“抱团出海”有助于企业克服东道国的市场不完备。此外,传导机制分析表明,供应链网络投资可以通过信息传递和产销支撑帮助企业克服东道国的市场不完备。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抱团出海”更有益于规模小、年龄轻、资本密集度低的企业。本研究加深了对企业“抱团出海”现象的理解,也为夯实国内供应链网络以推动企业健康和有序的“走出去”提供了政策启示。
  • 林志帆, 郭昕
    2024, 47(7): 3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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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卓有成效,但一些头部企业选择境外上市,A股市场由于缺乏优质投资标的而表现不佳。本文的研究表明,2014年6月以来的IPO定价23倍市盈率隐形上限管制使高估值企业在境内上市面临高昂的抑价成本,是出现企业“舍近求远”现象的重要成因。本文基于2009年以来中国企业境内外上市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IPO定价管制显著提升了高估值企业境外上市的概率。拓展检验揭示:海外IPO的抑价率更低,融资的绝对和相对规模均具有显著优势;注册制增量改革扭转了高估值企业境外上市的趋势、改善了抑价现象,且在2021年9月询价新规改革后效果更为明显。政策启示是,定价管制使IPO市场成为一个负向筛选机制,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在全面注册制下,IPO定价重返市场化轨道将有效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 杨梦俊, 喻理
    2024, 47(7): 6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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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协会作为联系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桥梁纽带,在中外行业和企业发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国内经济学界对其关注不足。本文基于手工整理的地级市行业协会数据,并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专利数据库进行匹配,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地级市行业协会成立对行业内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行业协会成立后,行业内企业专利申请数提升1.5%。行业协会能够通过内部的平台服务、企业创新合作以及外部的融资与政府支持等渠道促进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行业协会的创新效应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大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之中。此外,行业协会还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质量。本文为丰富行业协会相关研究、从社会组织治理角度提升中国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供了新的启示。
  • 张同斌, 王蕾
    2024, 47(7): 9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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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因人而兴,吸引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成为各城市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从城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取丰富的信号代表政策导向,分析其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作用。研究表明,政策信号可提高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并吸引人口流入。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政策信号能够促进财政支出增长和政策落地,通过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度、满意度及未来信心增强其长期居留意愿。城市政策信号相较其他城市的横向信息增量越多、与自身前期纵向信息增量越少,越有利于人口流入。本研究表明政府执行有效的民生政策应在工作报告中予以充分体现,准确向公众传达相关信号以增进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
  • 张鹏杨, 肖音, 刘会政, 岳云嵩
    2024, 47(7): 12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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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产出波动的影响并从供应链话语权视角挖掘了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心企业数字化转型平抑了上游供应商产出波动,但同时也加剧了下游客户产出波动,凸显了对上下游企业产出波动的非对称影响;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中心企业的供应链话语权,是造成上述非对称影响的重要机制;供应商/客户与中心企业的数字鸿沟缩小、国家加强反垄断监管、企业的社会责任提升均有助于弱化上述非对称影响,而中心企业市场势力会强化对上游供应商的影响。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出波动存在的非对称影响更明显。本文研究为全面、深刻地理解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思考方向。
  • 唐珏, 谢强, 赵达
    2024, 47(7): 153-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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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担心对再就业造成负面影响,长期以来中国失业保险待遇处于较低水平,这导致失业保险未能充分发挥保障基本生活和平滑经济波动的功能。本文基于城镇住户调查月度数据的分析发现,从总体效应看失业保险待遇水平提升对再就业并没有显著影响。基于局部均衡视角看待遇水平提升会对参保失业职工的再就业造成负面影响,但也会通过溢出效应促进未参保失业职工再就业,且正向溢出效应能抵消负向局部均衡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失业保险待遇提高导致参保失业职工的再就业概率下降,这一效应主要体现在高年龄、女性及融资约束强的组别中。同时,失业保险待遇提高主要是促进了未参保人群中低收入、高年龄和男性组别的再就业。本文的研究为制定更为合理的失业保险待遇水平提供了理论借鉴。
  • 李辉, 张子尧, 尹恒
    2024, 47(7): 179-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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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培育贫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是解决区域不平衡问题的治本之举。中国政府在2011年底推出了新一轮全国性区域扶贫开发计划,本文利用手工收集整理的政策文件信息,结合县域经济、企业和土地交易等宏微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深入剖析了区域扶贫政策的宏观经济效果和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扶贫开发计划显著推动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且未对邻近或对口帮扶地区造成负面影响。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主要得益于工业化的推进,其中既包括生产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发展,又包括生产效率改善的内涵式发展。此外,成本收益分析表明扶贫开发计划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并具有财政长期可持续性。本文结果为进一步完善区域扶贫政策措施、推动区域均衡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 于新亮, 宋爽爽, 孙峥岫
    2024, 47(7): 20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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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理论上讲,最低工资制度能够保障低技能劳动者工资水平,但企业也可能因为技能溢价,更大幅度地提升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进而导致工资差距拉大,工作贫困率不降反升。本文借助中国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准实验,使用模糊双重差分法评估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工作贫困的政策效果。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显著提高了劳动者的工作贫困发生率,尤其对农村户籍、跨市流动和低技能劳动者的影响更为明显。此外,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在就业正规性、劳动强度和消费水平三方面产生了福利再分配效应。当最低工资标准超过平均工资水平的59.11%时,劳动者能够跨越工作贫困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