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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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 43卷, 第11期
    刊出日期：20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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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谁的援助更有利于非洲工业发展:中国还是美国
    徐丽鹤, 吴万吉, 孙楚仁
    2020, 43(11):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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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2000-2014年国际对非洲援助的跨国面板数据，检验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南南援助"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北南援助"对非洲工业发展影响的差异。给定欧盟、日本以及世界银行国际援非事实，对同时期同一个非洲国家而言，来自中国的援助有利于非洲工业发展，美国援助为制约因素。美国援助有利于非洲服务业发展，中国无显著影响。综合看，中国援助有利于提升当地的经济总量。进一步检验作用机制发现：与美非间技术差距相比，中非间技术差距更适度，便于提高当地技术水平，且结果稳健。与国际援助相比，中国对非援助更有利于非洲工业实现内生增长。
  • 产业政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机制和福利效应
    洪俊杰, 张宸妍
    2020, 43(11): 2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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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异质性企业模型框架下研究了政府政策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机制和福利效应，系统梳理并测算了对外投资相关的产业政策，利用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就产业政策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临界值和平均值进行经验研究，并通过数值模拟考察产业政策的福利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政策支持降低了对外直接投资临界生产率和平均生产率；不同类别的产业政策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在政府预算中性的假设下，适度的政策支持能够提高社会福利。
  • 制度环境、投资结构与产业升级
    杨继东, 杨其静
    2020, 43(11): 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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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完全契约理论框架下的制度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有利于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的制度环境会对那些需要高强度专用性投资行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利用2008-2014年间中国"省-年-行业"的工业用地出让数据，考察了制度环境与投资结构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制度环境更优的地区，显著地向高强度专用性投资行业出让了更多宗和更大面积的工业用地；相对于契约制度，产权制度对高强度专用性投资行业的投资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尤其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其作用进一步凸显。由于行业专用性投资强度与行业技术水平正相关，因此这些结论表明优化制度环境有利于提高高强度专用性投资行业的投资占比，推动制造业内部产业转型升级。
  • 基础教育均等化措施的房地产资本化效应
    邵磊, 任强, 侯一麟
    2020, 43(11): 7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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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中教育、医疗等地方公共服务受到重点关注。地方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否产生显著的资本化效应，直接影响政策的福利分配结果。本文以基础教育为例，研究均等化政策对房价和房租产生的资本化效应。我们首先建立理论模型，推导公共服务均等化产生的动态资本化效应和对房租的传导作用；然后收集北京市海淀区约七万条房产买卖和租赁交易数据，运用改进版双重差分法量化资本化效应，发现均等化措施使受益小学划片内房价提高约2.8%；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检验均等化措施的异质性和对房租的传导作用；最后基于理论和计量分析结果，从落实"租购同权"政策和发挥房地产税"价值捕获"功能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 国企监管模式改革的创新驱动效应
    刘灿雷, 王若兰, 王永进
    2020, 43(11): 10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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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国有企业的创新竞争力，是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构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问题。本文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引起的国有企业监管模式改革为政策冲击，利用2000-2007年企业研发支出和专利申请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国企监管模式改革的创新驱动效应。研究发现，宏观层面的国企监管模式改革具有明显的创新驱动效应，其通过降低政策性负担和改进管理效率等激励机制，强化了国有企业的创新动机（研发支出）和创新成效（专利申请数）。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企监管模式改革的创新驱动效应在发明专利方面和高技术行业中作用更大，而且有效的外部市场竞争环境更有利于发挥其创新驱动效应。
  • 互联网化、创新保护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沈国兵, 袁征宇
    2020, 43(11): 127-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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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引入管理产品能力和差异化的中间投入品，对Kugler and Verhoogen（2012）的模型进行了扩展，认为加强创新保护通过提高中间投入品质量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且互联网化引致的管理产品能力提高能加强创新保护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我们使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库匹配的数据研究发现：加强创新保护本身及其通过激励企业使用高质量的进口中间投入品，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这种提升作用因企业自身贸易方式、行业竞争程度以及地理区位不同而不同，对一般贸易、竞争程度较大行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更显著。此外，企业互联网化活动有利于发挥创新保护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
  • 汇率变动、国内生产链与非贸易企业就业
    刘亚琳, 王雅琦
    2020, 43(11): 15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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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数据，本文研究汇率变动通过国内生产链对非贸易企业就业规模的影响。通过理论推导，我们提出汇率变动影响非贸易企业就业的三条主要渠道：进口竞争、国内生产链的上游传导和下游传导。通过经验分析发现，汇率变动通过国内生产链对非贸易制造业企业就业产生的影响高于进口竞争渠道。基准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我们还发现汇率变动会更多地影响非技能型劳动力以及女性劳动力，对工人工资的影响也非常显著。当人民币升值时，更多的劳动力会从高成本加成能力的企业流向低成本加成能力的企业，同一行业内的非贸易企业就业与成本加成率的分散度增加，造成行业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下降。
  • 未预期货币政策非中性的混频识别:行动与语言的信息效应
    隋建利, 刘碧莹
    2020, 43(11): 17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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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弥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忽略微观主体预期不足，本文基于货币政策能够改变私人部门信念的假设前提，构建混频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揭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信息效应这一关键路径，利用未预期货币政策冲击的作用效应，量化识别未预期货币政策的非中性。研究表明，未预期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的传导机制中存在信息效应路径，能够向私人部门传递经济向好发展的信念，有利于产出增长与股票价格上升的预期。相比货币政策行动，货币政策语言提升私人部门信念的能力与信息效应更强，而且货币政策语言的透明度越高，向私人部门传递的信息越明确，引起未预期货币政策冲击的信息效应越小，越有利于提高传统货币政策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