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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大研究专题
  • 十九大研究专题
    彭俞超, 黄志刚
    2018, 41(9):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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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是十九大报告对金融工作的重要要求。本文以金融体制为出发点,通过构建两部门内生融资约束模型,研究中国经济出现的"脱实向虚"问题。在企业缺少直接融资方式的情况下,模型中银行差别性对待风险异质性企业,将导致企业金融化和影子银行的形成。经营风险越小的企业能够从银行获得越多的信贷支持,进而将多余的资金投向影子银行体系,造成企业金融化。这一影响在国有银行占比较低的地区更严重。基于此,本文提出一个系统的金融体制改革框架,以实现金融稳定和经济效率的双重改进。
  • 朱超, 余颖丰, 易祯
    2018, 41(9): 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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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分析其对经常账户的效应,并用全球数据进行经验分析。我们细分了3种年龄类型的经济体后发现,人口结构冲击总体表现为中年、老年人口比重负向影响经常账户余额。本文还构建不包含短期冲击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发现人口结构长期趋势与短期冲击对经常账户的影响基本相同。全球181个经济体1960-2015年数据验证了上述理论发现。政策模拟显示选择退休年龄政策时宜考虑当时不同的年龄结构。当中年人口占比较高时,从外部经济均衡的角度出发,延长退休年龄宜小步推进;但当老龄人口比例已经较大时,延迟退休年龄则可缓解经常账户余额下行压力。
  • 韩剑, 冯帆, 李妍
    2018, 41(9): 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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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自由贸易协定(FTA)研究关注关税水平下降导致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随着新一代贸易投资规则从边界向后边界规则延伸,知识产权保护等条款对贸易流量和结构的影响越发重要。本文利用中国与16个已签署自贸协定国家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探讨含有知识产权保护条款的FTA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含有知识产权保护条款的FTA使中国进出口更多知识产权密集型产品,对专利密集型和版权密集型产品贸易增长影响较大,不同行业所受影响存在差异,FTA引致贸易量增加主要通过数量途径实现。本研究表明,积极参与FTA知识产权条款的谈判,制定高标准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有利于中国挖掘贸易潜力和优化贸易结构,从而获取高水平开放的制度红利。
  • 陈思翀, 李文学, 徐奇渊
    2018, 41(9): 7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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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中国的M2/GDP持续上升引发了广泛讨论。文献中不乏基于费雪方程式的讨论,而本文强调GDP是增加值的口径,并不等同于货币交易量。具体地,不同产业的单位增加值对应的货币交易量具有系统性差异,作为名义总产出的GDP本身并不是对货币交易量的有效度量。在此过程中,即便GDP保持不变,产出结构变化也会导致货币需求发生变化。本文利用中国1978-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二、三产业单位产出对应的货币需求更高,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效应更为显著。
  • 魏守华, 孙宁, 姜悦
    2018, 41(9): 9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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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阐释Zipf定律和Gibrat定律的理论机制基础上,运用中国646个县级以上城市数据检验其在城市规模分布上的适用性。理论分析表明:Zipf定律服从Pareto分布,适合用Simon随机增长模型解释;Gibrat定律服从对数正态分布,适合用Gabaix人口迁移模型解释;Gibrat定律是Zipf定律的适用条件,近似Gibrat定律下可用修正的Zipf定律——上尾Pareto分布或双Pareto对数正态分布描述。基于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表明:646个县级以上城市总体不满足Gibrat定律,而表现为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两组对数正态分布;2000和2010年在截点分别为规模排序第375和第417位的城市时,Zipf定律的拟合效果最好,Pareto指数都在1.30左右,表明城市规模分布具有大城市主导特征;近似Gibrat定律下,双Pareto对数正态分布能较好地拟合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律。
  • 蒋灵多, 陆毅, 陈勇兵
    2018, 41(9): 12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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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运用市场机制实现优胜劣汰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发力点。本文以外资自由化为例考察市场机制是否有利于僵尸企业的妥善处置,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利用外资管制放松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外资自由化对行业僵尸企业占比的影响。研究表明,僵尸企业个数占比与僵尸企业资产占比分别为12.02%与19.07%;外资管制放松政策显著降低了行业僵尸企业占比;该政策效应通过提高僵尸企业复活率而非退出率来得以实现,并提高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创新能力。政府应加快推进外资自由化进程,推动僵尸企业焕发活力,以促进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 侯欣裕, 孙浦阳, 杨光
    2018, 41(9): 14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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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首先基于服务业中间品厂商实行的定价策略,从理论上分析了服务业外资管制通过影响下游企业投入的服务中间品种类数量,作用于下游企业生产率的机制。然后采用中国正式颁布的服务业外资管制条款,刻画1997-2007年服务行业外资管制的变化程度;并使用投入产出关系,匹配下游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中间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显著提高了下游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在不同细分服务行业上,金融和能源服务业作用效果最大,通讯、科技服务业影响较小;下游制造行业产品替代性越小,其投入的服务中间品种类越分散,减弱了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 刘小鸽, 司海平, 庞嘉伟
    2018, 41(9): 17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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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从居民幸福感的角度回答了代际流动为何重要,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讨论。我们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数据构建了省级层面的代际教育流动指标,并将地区层面的宏观数据与微观个体数据相匹配,考察了地区代际流动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地区代际流动会影响居民幸福感,二者存在倒U型关系。从提高居民幸福感的角度看,代际流动并非越高越好。当前中国的代际流动低于最优水平,有必要进一步提高代际流动以防止社会阶层固化及其导致的社会问题。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地区代际流动可以缓解贫富差距对居民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对当前生活的满意程度与对未来生活的信心程度是地区代际流动缓解贫富差距负面影响的重要渠道。更换样本及指标之后,上述结果保持稳健。研究代际流动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不仅能够为客观评价代际流动提供数据支撑,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