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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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穗, 李实

2017, 0(11):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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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1995-2013年4轮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对中国居民家庭收入流动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在2007-2009年中国城镇家庭收入流动性有短暂回升，但整体呈逐步下降趋势；农村家庭收入流动性在1993-2009年呈上升趋势，但2011-2013年出现大幅下降。收入流动性在东、中、西部地区和不同年龄段人群之间表现不一。2011-2013年，虽然城乡家庭的收入保持较高增长，但收入流动性的大幅下降意味着各收入阶层的固化度在上升，不利于贫富差距的进一步缩小。推进市场化改革、提供竞争的市场环境、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提高收入流动、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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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变化、贸易服务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田巍, 余淼杰

2017, 0(11): 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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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汇率变化对异质性出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机制，尤其是对贸易服务型投资的"出口传导"效应。以往研究只关注汇率对制造业投资的"出口替代"影响，忽略了出口与贸易服务型投资的"互补关系"。本文从理论和经验分析两方面考察了汇率对贸易服务型投资的影响，在理论方面拓展了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型，而经验分析方面基于2000-2008年的微观企业样本，处理了内生性和稀有事件等问题。研究发现当汇率上升10%时，贸易服务型投资概率将上升4.3%，这一结果对不同计量方法都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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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异质性与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

李磊, 蒋殿春, 王小霞

2017, 0(11): 4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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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中国服务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信息的微观数据集，从企业异质性角度检验了中国服务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企业生产率、人力资本、资本密集度和企业年龄与服务业企业"走出去"具有显著正向关系，这种正向关系不受变量选择和数据样本范围的影响。在2008年，中国服务业企业生产率每增加1%，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将增加约2.5%，存量将增加约2%。人力资本是仅次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其每增加1%，服务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将增加1.1%，存量将增加约1.4%。此外，企业生产率及人力资本对服务业企业向中高收入地区OFDI的影响较大。同时，资本密集度对于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OFDI影响的差异凸显了服务业企业OFDI中"人"比"物"更重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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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息交易、汇率波动和货币政策

陈雷, 范小云

2017, 0(11): 7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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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外汇市场上的微观金融主体，即套息交易者纳入传统的宏观经济模型中，并引入流动性螺旋机制，构建了汇率的金融决定模型，从而基于微观金融主体行为视角形成了对汇率波动现象的理论解释。本文进而提出"货币政策的汇率传染渠道"，即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影响套息交易者的行为，导致汇率波动，从而引发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的变动。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并检验了如下两个推论：在汇率制度的浮动程度达到较高水平之后，继续增加汇率制度的浮动程度，会削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不同类别的资本项目中，与套息交易密切相关的资本项目的开放会更加显著地削弱货币政策独立性。最后，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适当的外汇干预是必要的；在资本开放的改革中，应优先开放与套息交易行为相关度较低的资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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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变化如何影响中国对美国一般贸易品出口技术结构

沈国兵, 黄铄珺

2017, 0(11): 9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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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中国对美国一般贸易品出口技术结构变化的统计分析，使用Tobit模型探究2003-2013年产品实际汇率变化对其影响。研究表明：（1）2007年前加工贸易夸大了中国对美国制造品出口技术程度，2007年后中国对美国一般贸易品出口技术结构有了明显提升，但仍需警惕"统计幻觉"。（2）中国对美国一般贸易品各技术类别产品出口份额受产品实际汇率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差异，出口产品实际汇率升值提高了中国对美国一般贸易高技术产品出口份额。（3）中美宏观层面实际汇率升值提升了中国对美国一般贸易品出口技术结构，次贷危机后实际汇率波动增大不利于中国对美出口技术结构的提升。据此，需要细化分解，才能揭示出产品实际汇率变化与中国出口技术结构变化的真实关系。借助产品实际汇率升值的结构调整效应，中国应着力于创新来拉伸一般贸易价值链，以期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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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国际化：基于成本渠道的影响因素和作用路径研究

彭红枫, 谭小玉, 祝小全

2017, 0(11): 1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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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国际储备货币的币种结构来度量货币国际化程度，考虑因货币交易需求和原始储备币种分布的差异而产生的不同货币之间转换成本、货币储备不足的短缺成本和过度储备的机会成本，基于效用最大化原则，构建了外汇储备币种选择的因素决定模型。检验结果表明：人民币与现有国际货币具有相似的发展路径，惯性因素和汇率制度改革的影响不容忽视；经济规模仍然是人民币国际化最坚实的根基；成熟的金融市场和网络技术对货币国际化的促进作用会逐渐显现。目前应深化汇率制度改革并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进而提高人民币的国际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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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体系规模分布扁平化：多维区域验证与经济解释

李松林, 刘修岩

2017, 0(11): 14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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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研究中特有的困难，运用校正后的夜间灯光作为城市规模测度数据，在行政区域、随机区域以及空间俱乐部区域三个细分维度上，考察了中国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特征及其动态演进。研究发现：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并不服从齐普夫定律，而是呈现出典型的扁平化特征，且这一扁平化趋势在不断加剧。小城市高速增长及中等规模城市相对增长停滞是上述典型性事实出现的统计学成因，其背后的经济学机理可以从因市场互动而形成的"借用规模"现象加以解释。本文的政策启示是，构建以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相连接的多中心城市网络可能是中国未来城市体系重构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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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与公司风险承担

金智, 徐慧, 马永强

2017, 0(11): 17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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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2001-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儒家传统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发现：公司所处地区的市场环境、外来文化及产权属性都会影响儒家文化对公司风险承担的作用。整体而言，公司受儒家文化影响越大，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这种相关关系在市场化程度高、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地区以及民营公司中相对较弱。而且，使用CEO出生地区孔庙数量代理儒家文化进行回归，同样支持儒家文化与公司风险承担负相关的结论。此外，我们还发现儒家文化通过降低公司风险承担，进而降低了公司的市场回报。本文拓展了我们对非正式制度在公司财务中作用的认识，也丰富了"文化与金融"的相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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