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刊目录

  • 2016年, 39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16-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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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倪鹏途, 陆铭
    2016, 39(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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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子样本以及CFPS2010数据研究了城市层面市场结构对创业的影响,结果发现:国企占比高对创业活动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而这一负面影响在服务业(特别是消费性服务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人群中,国有控股企业占比对受教育水平高的群体创业影响更大,但并没有发现在国企占比高的行业中,雇员工资水平和创业之间存在替代作用。同时,我们构建了20世纪90年代国企“抓大放小”政策之后的“新国企比重”指标,结果表明“新国企比重”高的城市,国企占比高对于创业的抑制作用更强。最后,我们还发现地区市场潜力的优势并没有缓解国企占比对于创业的抑制作用。因此,放宽市场准入,尤其是在服务业放宽市场准入,才能形成“大众创业”的政策环境。
  • 卞志村, 胡恒强
    2016, 39(4): 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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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引入预期和平滑机制的泰勒规则基础上建立状态空间模型,通过Kalman滤波估计不同时期对当期通胀率和产出缺口增长率的预期,进而估计中国黏性信息模型(SIPC)和双黏性模型(DSPC)。研究显示,中国企业平均每4到9个季度更新1次信息,每3个季度更新1次价格。通过进一步比较各模型在解释中国通胀动态时的表现,本文发现SIPC对通胀的解释力严重不足;DSPC主要体现出黏性价格成分,其估计结果同黏性价格模型(NKPC)相似且拟合效果很好;而混合NKPC对通胀的解释力则稍强一些。
  • 张天华, 张少华
    2016, 39(4): 4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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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稳健估计,由于生产函数模型、样本范围与数据处理各不相同,估计结果差异较大。为此,本文研究了生产函数模型、样本范围和价格因子三种因素对不同估计方法的影响,并在统一的处理方式下对比了不同估计方法的估计结果。研究表明:(1)生产函数模型设定对估计结果影响最大,样本范围次之,价格因子影响相对较小。(2)不同的估计方法估计结果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意味着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仍然存在大量干扰因素有待消除。(3)除非数据存在严重的测量误差,否则指数法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一致精确估计。本文的价值在于清楚厘定了估计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各种要素的影响性质与影响大小,确定了不同估计方法的应用条件与适用范围。
  • 魏浩, 赵春明, 李晓庆
    2016, 39(4): 7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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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构建了新的国际贸易商品结构分析框架,针对中国进口商品结构变化进行了全面测算,并与18个国家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1)2000-2014年,非农业型初级产品、高技术产品在中国进口总额中所占份额大幅度增加,进口整体技术水平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态势,2007年以后整体进口技术水平逐步提高。(2)高技术产品一直占据世界进口市场份额的20%左右,但中国直到2012年才基本达到世界整体水平。(3)除农业型初级产品进口外,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其他各类产品进口中所占比例之和基本上都低于25%;发达国家在中国的中高、高、特高技术产品等进口中所占比例之和一直都在50%以上。
  • 倪红福, 夏杰长
    2016, 39(4): 9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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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通过全球投入产出模型研究发现:若全球生产网络体系正常运转,垂直关联并没有放大外生最终需求冲击对全球贸易下滑的影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球贸易下滑。中间产品贸易的下降幅度远低于最终需求产品贸易,但因权重为2/3,其贡献率较大(49%以上);非垂直专业化值与垂直专业化值的下降幅度基本一致,因后者权重较小,其对全球贸易的贡献率低于28%。进一步比较真实统计数据计算结果表明:一旦供给侧遭到外生冲击,全球生产网络体系遭到破坏,垂直关联中断,将导致中间产品贸易和垂直专业化贸易大幅下降,进而造成全球贸易大幅下滑。
  • 吴晓怡, 邵军
    2016, 39(4): 1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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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利用中国2004至2009年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和286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研究了经济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以历史集聚特征作为工具变量的经验研究发现,就业密度对制造业企业职工工资的影响呈倒U型,同时市场潜能对制造业工资具有正影响。进一步根据企业区位进行分组分析发现,就业密度对东部地区企业工资的影响呈倒U型,而对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工资水平未见显著影响;市场潜能对不同分组的企业工资水平都具有正向作用。最后,本文从经济集聚视角就缩小工资差距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 范小云, 廉永辉
    2016, 39(4): 145-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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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采用2004-2012年16家国有及股份制银行和72家城市及农村商业银行构成的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通过部分调整模型测算出资本充足率缺口,进而考察了资本充足率缺口下银行的资本和风险资产结构调整行为(以下简称“风险调整”)。结果表明,资本补充能力强的银行主要进行资本调整,而资本补充能力弱的银行主要进行风险调整。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资本调整方面,资本补充能力强的银行既可以运用股权融资工具补充核心资本,也可以通过发行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而资本补充能力弱的银行只能通过股权融资补充核心资本。在风险调整方面,资本补充能力强的银行主要调整不同类型风险资产之间的比例结构,而资本补充能力弱的银行主要调整资产总量和贷款总量。
  • 孙三百
    2016, 39(4): 17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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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考察了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对城市移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进而从中观视角为城市移民收入增长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研究发现,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显著促进了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所在城市大学生比例或相对多样化程度高于家乡城市是市外迁移者收入增长的源泉,而所在城市与家乡城市马歇尔外部性的差异对市外迁移者的收入并未产生显著影响,所在城市与家乡城市劳动力市场厚度的比值则与市外迁移者的收入负相关。具体而言,市外迁移者所在城市与家乡城市人力资本存量的比值每增加1%,迁移者的年收入增长约0.2%,雅各布斯外部性的比值每增加1%,迁移者的年收入增长约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