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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专题
  • 马克思主义专题
    赵敏
    2021, 44(5):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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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将货币低估、技术国际差异和资本跨国垄断等国际价值转移机制综合到同一理论框架中,构建了以汇率和非汇率因素构成的国际价值转移模型。研究表明,在后福特制积累体制下,一国主权货币作为世界货币使得不发达国家被动卷入世界货币发行国的资本积累逻辑,并参与该逻辑下的国际分工。在世界货币发行国资本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中,货币低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基于结构化分工体系的商品交换成为不发达国家对外价值转移的主要机制。基于1995-2009年中国数据的测算结果显示,中国在世界市场中存在较大规模的国际价值转移,人民币汇率低估是中国国际价值转移主要机制。
  • 郭冬梅, 郭涛, 李兵
    2021, 44(5): 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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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2014-2015年度企业专利调查数据,结合中国海关和工业企业数据库,利用专利实施和投产比例衡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研究进口对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结果表明,进口产品质量对企业专利实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进口数量具有抑制作用。同时,进口产品质量提升会促使企业更多在生产中应用自有专利,进口数量增加对企业直接使用专利也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说明,进口产品质量与企业自身科技转化能力是互补关系,高质量的进口产品可以帮助企业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进口数量与企业自身科技转化能力是替代关系,进口越多,企业转化科技成果的动力越小。
  • 赵勇, 初晓
    2021, 44(5): 5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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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特殊性之一在于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先行者"地位。本文放松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相互独立的假定,分析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整体上提高了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的可能性,投资经历的正向示范效应和声誉效应要大于负向的竞争效应。同时还发现,当国有企业刚刚进入市场、国有企业是中央企业、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处于同一区域以及民营企业规模较小或者生产率较低时,国有企业的正向促进效应会更为明显。
  • 侯蕾, 杨欣桐, 李奇
    2021, 44(5): 7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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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产动机影响着家庭储蓄消费和财富代际转移决策,也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消费促进和家庭资产配置直接相关。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估计了遗产动机的存在范围和决定因素,分析其如何影响家庭消费和资产配置决策。结果表明,超过90%的中国城镇家庭带有遗产动机,年龄大、收入高、子女数量多以及有儿子的家庭更易带有这一动机,且家庭遗产动机具有无私性。带有遗产动机的家庭消费更少,会将资产更多地配置在储蓄和住房,这有助于解释中国城镇家庭的高储蓄率、高住房自有率及消费不足的现象。此外,政策分析表明,调控资产价格对提升居民消费收效甚微,而增设遗产税有助于促进消费、降低消费分化和不平等。
  • 纪珽, 张国峰
    2021, 44(5): 10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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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流动性不仅关乎公平,更关乎效率。本文从劳动力配置的角度,全面探讨代际间职业流动的效率含义。本文综合不同来源的多层次数据,分析了代际间职业流动的相关特征事实,在此基础上设定多部门异质性个体的跨代职业选择模型,并通过数值模拟考察职业选择中的扭曲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职业选择扭曲导致了人才禀赋错配,在造成职业流动固化的同时也抑制了劳动生产率增长;减少扭曲可以显著提高国家整体及落后省份的生产效率和收入;户籍制度改革、城市化进程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十分明显;农村儿童认知能力发展欠缺严重破坏了人才禀赋资源,不仅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也将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
  • 易阳, 蒋朏, 刘庄, 辛清泉
    2021, 44(5): 13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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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采用2008-2017年国有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数据,从财政动因和企业效率的角度分析政府放权意愿,综合考察国企混改的成因、效果及作用机理。结果发现,政府放权进行国企混改的主因是提升企业效率,而非缓解财政压力。国企通过混改可以提高企业员工效率,降低冗员程度,进而提升企业绩效。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政府放权程度越高,混改采用渐进式或分散式时,国企混改的效果越强。本文的结果为拓展国企改制相关理论文献,并据此深化推进国企混改,完善国企治理实践,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建议。
  • 叶菁菁, 余白雪, 余建宇
    2021, 44(5): 15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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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利用2016年2月22日起实施的住房交易税优惠政策,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交易环节税负下降对住房市场的影响。基于成都市二手住房交易数据的经验结果表明,在交易环节契税和营业税下调后,二手住房不含税价和成交量分别上升约2.0%和23.9%,改善住房不含税价上升幅度大于一般住房。基于本文构建的多级住房市场理论模型,通过比较政策实施前后一般和改善住房的成交量、换手率及价格波动差异,没有发现高收入购房者"挤出"低收入购房者的证据,从而肯定了降低交易环节税负对住房市场的积极作用。
  • 行伟波, 田坤, 石光
    2021, 44(5): 178-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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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酒作为一种影响范围广、影响程度深的健康风险行为,导致了极大的健康成本。本文通过匹配中国居民死因监测数据和城乡家户调查数据,采用计量模型研究中国居民饮酒消费导致的致病风险和健康成本。本文选取县区层面交通事故数量作为饮酒消费的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回归分析发现,居民饮酒量越大,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导致的死亡人数越高。异质性分析表明,男性和中老年人饮酒致病死亡的可能性更高;北方和农村地区人群受饮酒行为的危害相对更大。健康成本测算显示,饮酒对中国造成的生命健康成本和劳动力损失每年超过2200亿元。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预防为主的卫生政策是保障公共健康的有效方式,中国应该从控制饮酒行为开始,建设"健康中国"。
  • 万广华, 张彤进
    2021, 44(5): 20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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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本文度量了中国县区层面的机会不平等,估算了其对全样本、城镇以及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探讨了作用机制,并识别了机会不平等变化的"受益者"与"受损者"。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县区机会不平等在整个收入不均等中占比平均约为30%;随着相对收入的增加,机会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的边际影响呈倒U型:机会不平等降低了中低收入以及高收入群体的主观幸福感,但会提升中高层收入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在相同的相对收入水平下,城镇居民受到的消极影响更大,积极影响更小。就作用机制而言,机会不平等会通过影响人们的社会信任水平或身心健康,进而影响幸福感。最后,随着机会不平等程度的上升,能够从中受益的群体越少,受损的群体越多;反之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