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刊目录

  • 2016年, 39卷, 第9期
    刊出日期:2016-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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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志刚, 郭桂霞
    2016, 39(9):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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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建立了一个小国开放经济模型,考察资本账户开放和利率市场化的先后顺序对宏观经济波动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模拟分析发现,扰动来源对金融自由化次序有重要影响。如果经济只面临国内扰动,不同改革路径对经济波动性的影响差别不大;如果经济同时还面临明显的国外扰动时,资本账户开放先行的经济波动性显著高于利率市场化先行。因此,对于一个面临各种经济扰动的开放经济,利率市场化前提下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有助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而资本账户开放先于利率市场化会带来宏观经济的不稳定。
  • 郑挺国, 黄佳祥
    2016, 39(9): 2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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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框架,首先利用反事实方法比较分析了1992-2015年中国3次经济下行区间冲击来源的异同,然后考察了冲击来源异同的原因。研究表明:(1)前两轮经济下行区间的主要冲击来源为负向偏好冲击;(2)最近一轮经济下行区间的主要冲击为负向全要素生产率冲击,而负向全要素生产率冲击主要来源于“人口红利”渐逝、人力资本增速趋缓以及投资结构失衡等因素。
  • 曹伟
    2016, 39(9): 5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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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汇率传递理论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进展,特别表现为从企业自身经营状况和产品属性两个视角研究企业的“依市定价”行为。鉴于此,本文首先总结了汇率传递不完全的微观原因和宏观解释;其次,以“依市定价”理论为研究主线,从企业经营绩效和商品质量两个层面分析了企业“依市定价”行为的异质性;再次,基于非对称性视角,探讨企业的“依市定价”行为,进一步拓展了汇率传递理论;最后,本文提出未来深化汇率传递理论研究的方向,同时得到了如何进一步深入探讨人民币汇率传递问题的启示。
  • 赵玉奇, 柯善咨
    2016, 39(9): 7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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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根据新-新贸易理论构建出口模型,并使用全国各县市的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估计出口概率和出口密集度分位数,检验了国内市场分割和企业生产率对企业出口的协同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控制市场规模和市场分割后,生产率是企业决定是否出口和出口程度的内在因素,市场潜力具有显著的母国市场效应;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产生扭曲激励作用,降低了国内规模经济培育企业出口能力和企业根据自身效率提高出口的内生动力。分位数回归揭示了出口密集度不同的企业对生产率和国内市场依赖的差异。本文既有助于解释“生产率悖论”产生的原因,也为政策研究提供了若干依据。
  • 原倩
    2016, 39(9): 9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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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1997-2012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了城市群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市集群程度提高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疏解大城市聚集不经济、优化城市经济结构和促进区域一体化进程是集群发挥增长效应的重要渠道。城市集群在集群程度较低地区增长效应高于集群程度较高的地区,在落后的边缘地区的增长效应明显高于发达的核心地区,在中西部地区的增长效应明显高于东部地区,总体上城市群对各类地区具有一致的正向作用。交通发展是促进集群增长效应的重要手段,加强交通与城市群建设的有机结合对落后地区尤为重要。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应当坚持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提高城市集群程度,实现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赖黎, 马永强, 夏晓兰
    2016, 39(9): 12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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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手工收集纸上媒体对上市公司的新闻报道,检验了媒体报道对企业信贷资源获取的影响,发现媒体报道缓解了银行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在信贷市场中发挥了积极的“信息中介”作用。基于不同视角,本文发现,负面报道越多的企业获取的信贷资源越少,非负面报道越多的企业获取的信贷资源越多;媒体报道在信贷市场中的“信息中介”作用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和担保贷款中;在使用网络媒体检验媒体报道对信贷资源获取的影响后发现,本文的基本结论不变。本文不仅拓展了媒体治理领域的研究,也为中国转型经济过程中如何在信贷市场充分发挥媒体的治理作用提供了政策建议。
  • 邵新建, 洪俊杰, 陈可桢, 廖静池
    2016, 39(9): 149-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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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利用中共中央18号文件限制官员在企业任职所提供的研究机会,探讨了官员型独立董事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官员独董在其任职的大约50%的公司并没有创造正向价值。基于董事会资源提供假说的经验分析表明,其“价值”创造受特定因素的影响,包括公司所在城市的政府质量,该地政府对企业征收的税费越少,产权保护的力度越大,官员越廉洁,则官员独董的价值越小;行业受到的政府管制越多,则官员独董的价值越大;公司若处于独董的关系网络覆盖范围之内,则其获益更多;官员独董获得的薪酬激励越大,其为企业带来的资源越多;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能为独董的政府公关活动提供更加有效的运作平台。
  • 郑筱婷
    2016, 39(9): 174-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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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通过公共物品实验,发现与决策者无利益关系的负面和正面的信息冲击均导致显著的合作“重启效应”,没有信息内容的停顿没有统计上显著的“重启效应”。信息冲击只在短期内提升了合作水平,之后合作水平依旧延续了之前的下降趋势。该“重启效应”无法用“战略动机”或“学习”来解释。正面信息冲击对合作的短期影响要比负面冲击的大很多,这是因为正面信息冲击不仅提高了参与者自身的合作意愿,同时也提高了与他人合作水平的信念,而负面信息冲击和无信息内容的停顿不能提高参与者对他人合作水平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