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2014-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结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这一产业政策的实施,运用群聚估计检验企业是否借助研发操纵以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在此基础上,以各地区大数据管理机构改革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数字政府对企业研发操纵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中存在较为明显的研发操纵现象。然而,数字政府建设显著抑制了企业研发操纵。原因在于,数字政府建设有效地提升了政府对企业研发操纵的监管能力。此外,在非国有企业、互联网和新闻媒体监督难以发挥作用的样本中,数字政府抑制企业研发操纵的作用更强。本文为政府在数字时代更好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提供理论和经验证据。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上游供应链不仅需要专业高效,还应该稳定可控。本文基于嵌入全球价值链企业的上下游关联,研究下游外部需求扩张对中国企业上游供应链布局的影响及其形成机理。研究发现：当嵌入全球价值链企业面临下游外部需求扩张时,企业出于“稳链保供”的动机,会构建更为稳定的上游供应链,且主要表现为中间品进口来源地多元化策略。同时,外需扩张带来创新激励,并通过增加中间品进口产品种类缓解创新的技术约束和成本约束,即“以开放促创新”实现“扩链强链”。此外,当面临外需扩张时,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越高,创新激励越强,越倾向于“扩链强链”;而价值链位置越低的企业,“稳链保供”动机越强,且会通过国内价值链对全球价值链的战略替代性进一步降低海外供应链风险。本文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上游供应链稳定性和安全水平、实现价值链升级和完善国内价值链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启示。

革命文化与精神是中国人民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却鲜有研究探讨其将如何引导企业微观行为。本文聚焦长征精神这一代表性革命文化,利用长征胜利80周年系列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活动构建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方法检验发现,在2016年及后续期间,位于红军长征景点地区企业违规行为显著减少,表明长征精神抑制了企业违规行为。机制检验发现,长征精神从引导企业文化建设与提高外部利益相关者期望两条路径对违规行为产生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违规类型、高管年龄、企业外部监督环境与产权性质均会对该效应产生异质性影响。本文提供了长征精神这一革命文化影响企业行为的经验、微观证据,丰富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优秀范例。

本文利用上市企业董事兼任和绿色专利引用数据构建企业关系网络指标,进而基于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企业数字化及其网络地位对污染减排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水平,且企业所处网络位置越优越,越有助于发挥数字化转型的污染减排效应;与社会关系网络相比,绿色技术关联网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具有更为明显的提升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污染减排效应主要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效应、规模经济效应以及要素配置效应来实现,且其作用效果随着“宽带中国”战略和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实施而得到明显增强。本文不仅从企业关系网络视角拓展了数字化转型对污染减排的影响机理,而且也为数字经济下企业走好绿色转型发展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超时加班是当前常见的劳动现象。超时加班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这方面的经验证据有助于理解中国劳动收入分配现状。然而，超时加班的指标构建存在瓶颈，限制了大样本证据的获取。本文基于日度频率的卫星夜间灯光数据，构建了企业超时加班指标。研究结果表明，超时加班程度显著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劳动收入份额与超时加班的倒挂关系主要出现在竞争程度较低的行业、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以及非国有企业中。此外，劳动力流动性、媒体关注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助于改善超时加班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倒挂关系。本文立足于中国当前时代背景拓展了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研究，对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中国各地级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19年城投债券的发行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公共数据开放对城投债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显著降低了当地城投债的发行利差,平均效应为11.5个基点。机制分析表明,公共数据开放降低了投资者的信息搜集成本,信息溢价降低;同时,大数据赋能投资者进行外部监督,提高了企业的决策效率,促使城投企业的信用风险下降。公共服务、社会民生和经济类等与城投业务相关的数据发挥了主要作用,且公共数据开放的整体质量越高,利差的降低作用越强。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政府推动形成数据开放共享的高效运行机制,对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存在积极作用。

本文以不同年龄的收入差异作为切入点，从贸易开放角度剖析了大龄劳动者就业困难的市场原因。我们先构建一个包含贸易成本、技术革新和劳动者双重技能要素的理论模型，厘清了出口扩张影响年龄收入差异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1992-2014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作为出口扩张的典型事件，验证了出口扩张通过提升“迭代型”相对“经验型”技能要素的回报，提升（降低）年轻（大龄）劳动者的相对收入。此外，我们还发现在老龄化更严重的地区中，出口扩张提升年轻劳动者相对收入的幅度较小；出口扩张对年龄收入差异的影响更多体现在产业内和职业内，并未体现出性别差异。

绿色创新是推动绿色发展、加速经济结构绿色转型的核心力量。本文利用2015-2020年上市公司获得的政府采购订单和绿色专利数据,研究政府采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采购显著提高了获得采购订单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作用机制上,政府采购强调绿色消费与绿色生产,通过中断采购威胁、提高政府督查和提高政府支持力度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研究表明,政府采购主要促进了企业绿色发明类创新,并且绿色创新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社会绩效。本文的研究结论提供了政府采购通过引导绿色创新来推动绿色发展的中国证据,对政府采购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技术转移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环节,企业具备承接科技成果的能力是创新驱动新旧动能转换的前提。本文基于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设立事件,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在区域中心设立后,企业通过技术溢出、研发投入及研发补助等机制增加了发明专利申请和被引数量。技术合同交易额和技术交流交易活动较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技术转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显著增强。技术转移推动了基础研发能力较强企业的创新,而企业实现高质量创新的前提是具备基础研发能力。“倍风而驰,易以远”,企业可借助技术转移的东风实现高质量创新。本文丰富了技术市场与科技创新文献,为完善技术转移机制以助力企业创新的议题提供了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匹配区域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水平，分析了机器人兴起对中国劳动者收入和工资结构的影响，尤其关注了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作用。研究发现，从直接影响看，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部门的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工资性收入都具有显著负面效应；但从间接影响看，机器人应用对非制造业部门的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此外，就工资结构而言，机器人应用对劳动者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工资极化”特征。本文进一步从劳动者的相对议价能力和不同部门劳动力的替代性与互补性视角，检验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者工资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机制。本研究表明，在人工智能时代，健全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兼顾工作的安全性和灵活性，对推动高质量就业和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智能制造和绿色发展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引入包含机器人、污染、能源等要素的异质性企业模型，理论分析机器人应用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结合逆概率加权匹配和双重差分法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机器人应用能显著降低企业排放强度，减少排放量。机制分析发现，机器人应用不仅提升生产技术，降低能源强度，还通过减排技术效应，减少每单位能源消耗产生的排放量。此外，内资企业、污染密集型行业和内陆省份机器人应用的污染减排效应相对更大。本文为中国实现智能制造和绿色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本文在构造“城市绿色发展关注度”指标的基础上,根据市级政府工作报告测度城市绿色发展关注度,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城市绿色发展关注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绿色发展关注度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环境规制、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响应与企业绿色投资三种作用渠道,且高管海外经历和媒体关注均正向调节城市绿色发展关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证实了企业“感知”到绿色发展理念后会进行战略响应和资源配置方式调整。

量化评估供应链冲击的影响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利用中国对中间品发起反倾销调查这一自然实验，运用交错型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供应链冲击对企业生产产品范围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未遭受供应链冲击的企业，遭受供应链冲击的企业会缩减生产产品范围，集中生产核心产品。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此外，供应链冲击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和成本加成下降，挤压了利润空间，企业被动放弃无法盈利的边缘产品，同时造成其产出规模和生产率降低。异质性分析发现，经营能力较强、融资依赖度较低、内部投入调整成本较低的企业更有能力抵御供应链风险，同时较强的出口市场竞争力和稳定的出口关系有助于企业应对供应链冲击。因此，我们需重视供应链冲击下企业内“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发挥国内超大市场规模优势，避免中间品锁定问题以应对供应链风险。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本文建立多地区多行业且囊括行业间生产网络的量化空间模型,结构式估计了中国省际生产端和消费端贸易成本,量化分析两类贸易成本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实际收入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从商品贸易成本的角度探究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经济与福利效应以及其中的关键堵点,并提出地区层面实际收入变动的分解公式,清楚剖析了贸易成本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渠道。结果表明：地区间贸易成本带来了较大的效率损失;2007-2012和2012-2017年国内地区间贸易成本普遍呈下降趋势,有效促进了中国实际收入增长和地区间收入差距下降。当下降幅度相同时,生产端贸易成本下降的经济效应显著高于消费端,前者能有效促进实际收入增长,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劳动力要素跨地区流动对贸易成本的经济效应起到重要作用。本文结论说明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消除地区间中间品贸易壁垒和要素流动障碍,能有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中国大城市对高技能劳动力采取优惠的落户政策，而对低技能劳动力的落户政策更严格。本文通过构建两城市一般均衡模型，结合理论推导、数值模拟和经验分析方法，考察了低技能劳动力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降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落户要求，能吸引更多低技能劳动力向大城市流动，从而降低城市生活成本，提高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吸引力，更大程度发挥高技能行业的集聚效应。此外，降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落户门槛能提高全社会的实际工资收入，缩小全社会工资收入差距。

近年来有关中国海外主权贷款会促进还是抑制债务国经济发展的国际争议愈演愈烈。本文基于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数据库，检验来自中国、美国及世界银行的主权贷款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表现。结果发现，中国贷款能显著促进债务国经济增长，但美国和世界银行贷款的效果不佳。机制分析表明，中国贷款具有生产性债务特征，能够缓解国内融资约束，形成生产性投资，与贷款相关的还款压力对债务国而言也是可负担的。相比美国和世界银行，中国贷款在促进工业发展方面具有突出优势。本文为破除“债务陷阱说”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中国资本如何促进全球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文通过对接RCEP各成员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承诺细则与服务贸易限制指数评估框架，以及加权平均各成员的货物贸易关税减免率，量化了成员间的服务与货物贸易自由化程度，并以此在一个包含投入—产出关联的多国多行业一般均衡模型中，采用结构模型方法估计了RCEP带来的贸易与福利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当同时考虑货物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时，RCEP的生效将提高所有成员的实际工资水平以及大部分成员的福利效应水平，生效首年中国的实际工资和福利效应分别上升0.63%和0.02%。此外，中国的贸易结构更趋服务化，价格指数与生产成本相对下降。服务贸易自由化将整体带来实际工资与福利效应的更大增进，成员间贸易关联的再度加强以及中国价格指数与生产成本的进一步下降。本研究结果从投入—产出关联的角度多方面验证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贸易与福利效应。

国内国际经济循环演变伴随产业结构的变化,影响宏观劳动收入份额。本文构建了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及其因素结构分解框架,并利用1997-2020年全球投入产出表进行测算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产业内效应是影响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主导因素,在中国产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的阶段,产业结构效应也较为重要;第二,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在各阶段对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贡献方向相反,国内经济循环主导了产业结构效应的贡献,国内经济循环程度下降将降低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即国际循环（外循环）程度越大,宏观劳动收入份额越低;第三,国内经济循环中内需规模持续扩张、国内生产网络中服务业投入占比增加、国际经济循环中最终需求出口扩张以及持续深度参与国际生产网络均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

为回答国际公共卫生危机冲击如何借由贸易关联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本文基于进出口目的国和国外疫情严峻程度的差异，构造了区县层面（或网格层面）面临的国际公共卫生危机冲击指标。研究发现，在冲击初期，国际公共卫生危机对区县夜间灯光亮度增速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且这一影响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减弱；冲击前专业化生产医疗品和“宅经济”产品的区县，在面临冲击时，相对于其他区县有更高的经济增速。此外，随着周边区域受到的外来危机冲击增强，本地夜灯亮度增速有所下降，存在明显溢出效应。

完善绿色金融体系能够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而金融中介机构是绿色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债券承销商这一金融中介机构的视角出发，利用2016-2021年中国发行的绿色债券样本，研究了绿色债券发行对于承销商的溢出效应。结果发现，绿色债券发行显著提高了承销商在发行人所在省份和行业的未来债券承销业绩。机制分析表明，绿色债券发行通过传递承销商业务能力和绿色形象的信号产生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债券发行还能够让承销商获得更加积极的股票市场反应，并有助于提高监管部门对承销商的评级。本文揭示了绿色债券发行对于承销商具有积极的溢出效应和经济影响，从提高承销商激励的角度对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