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检索
 
E-mail
     科研动态
 

《世界经济》编辑部举办“国际金融问题:汇率与货币”研讨会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编辑部于2018年12月1日举办了题为“国际金融问题:汇率与货币”的双边研讨会。来自日本产业经济研究所(RIETI)、一桥大学、横滨国立大学、中央大学、彭博社的5位学者,以及来自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复旦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首都经贸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多位学者共同就6篇学术论文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次会议是我们与日方合作系列会议的第七次,在此前行业有效汇率及汇率传递、人民币国际化等的研究基础上,今年进一步对汇率与货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按照日程安排,对中日双方参会的6篇文章一一进行了报告和评论。
    第1篇论文来自彭博社增岛雄树(Yuki Masujima)报告的《汇率波动的驱动因素:不确定性、利率平价与国际化》。文章在汇率影响因素模型中加入避险货币效应(通常用套利交易来描述),很好地捕捉了风险因素的时变贝塔值下的汇率波动。作者在该模型中,用收益率差和不确定性度量的日度数据变化来代替收益率差,平滑了套利交易的贝塔,这对亚洲货币较其他地区的货币显得更加有效。研究结果表明,上述因素包括美元因素在内对汇率波动起决定性作用,但美元因素的作用在2013年之后减弱,相反VIX代表的市场不确定性因素的作用在不断增大。这种动态转变可能源于美国的货币紧缩政策以及包括人民币在内的新兴市场货币国际化刺激套利交易货币的变化。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沈国兵教授从四个方面对Masujima先生的论文做出了点评:第一,边际贡献。在汇率影响因素模型中,Verdelhan(2018)增加了美元因素,而Masujima结合近年来金融市场背景,增加了另一个风险因素不确定性。作为避险货币的风险因素,Verdelhan(2018)很好地捕捉了汇率变动的风险因素,这是一项非常出色的工作。Masujima的主要贡献是:(1)增加了因不确定性产生的避险效应对汇率波动的影响;(2)用收益率差的变化来替代外国与美国之间的利差,显示出作者对非抛补利率平价和利差在近年来金融市场中的作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第二,适用性问题。Masujima不仅讨论了日元、瑞士法郎及英镑的汇率不确定性,而且讨论了巴西雷亚尔、韩元及人民币等新兴经济体的汇率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能够更好地反映不同货币市场的差异。较小规模的离岸人民币市场是否适合本文的讨论?实际上,在讨论人民币汇率时,应充分注意其特殊性。境内人民币汇率与境外人民币汇率存在差异。境内人民币汇率是一种可控汇率,但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并且,人民币在境外和境内的流动性也对人民币汇率差异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三,避险效应与汇率波动的因果问题。在Masujima模型中,用每日变化的收益率差和不确定性来取代收益率差,恢复了收益率差对汇率的解释力,平滑了套利交易的参数。高不确定性可能通过两个渠道将汇率波动转变为冲击——避险效应和利差。投资者总是需要一个避风港来规避风险,因而避险效应可能会推动汇率波动。问题是,避风港货币避险效应与汇率变动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什么?第四,需要澄清汇率风险与不确定性差异。Masujima使用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性指数(volatility index)作为全球金融风险前景和不确定性指标的代表。而沈国兵教授认为,汇率波动(volatility)指汇率风险,而不确定性往往指超出我们预期的信息。即汇率风险是已知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是未知的风险,即超出预期的信息。在风险已知的世界里,包括汇率波动风险在内是确定的,可以使用逻辑思维和统计、计量做出决策,而在不确定的世界里,超出预期的信息并不都是已知的,我们无法通过计算做出最佳的选择。这也是汇率变动的驱动因素变得如此复杂多变和令人困惑的根源所在。
      第2篇论文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陈思翀报告了《什么导致了人民币超额收益?基本面因素还是投机因素》。文章将人民币外汇市场的驱动力分解为基本面(以实际汇率表示)和投机因素(以套利表示),并探讨它们在解释人民币超额收益动态中的作用。作者利用贝叶斯动态线性模型和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研究了基本面和投机因素对人民币超额收益的预测作用。结果表明,无论是基本面还是投机因素,都对人民币超额收益率具有时变预测能力;此外,尽管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和汇率制度改革,基本面和投机因素的相对重要性随时间变化,但基本面是驱动人民币超额收益的主要力量;最后,在解释人民币超额收益方面,将基本面因素和投机因素结合起来较单因素模型能提供更好的表现。一桥大学的小川英治教授对文章做了点评,并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是否有其他遗漏的重要参与者,文中只提到了投资者和投机者,政府可能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且,小川英治教授还指出应当注意抛补利率平价的适用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超额收益的计算问题。小川英治教授还建议考虑商品可贸易性,用PPI取代CPI计算实际值。参会的其他学者还提出了结合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及重大经济和金融事件来对现有结果进行解释等多项有益建议。
      上午讨论结束后,在紧凑的工作餐过程中与会学者们还在不断探讨相关文章的问题以及未来的解决方案,下午继续就2篇日方和2篇中方论文进行了交流。
      第3篇论文由来自横滨国立大学的吉本浦久保报告了《结算货币选择和出口竞争力:来自日本出口企业的新证据》。文章利用新的数据集对日本出口商品的结算货币决策进行了经验研究。作者首先在详细的商品水平上估计了日本出口商品结算货币的时变选择,并利用从831家日本公司年报中构建的新解释变量对结算货币决策进行了动态面板分析。研究发现,研发强度高的日本出口商在日元升值期间(2007-2012年)倾向于选择日元结算,而在日元贬值期间(2012-2017年)倾向于选择外币结算。研究结果表明,为了管理外汇风险,日本企业需要通过研发支出来提高出口竞争力。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毛日昇研究员对文章进行了总结评论,主要就将企业层面数据加总到产品层面后样本的代表性、回归结果稳健性、如何克服回归方程内生性以及研发投入与企业出口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提出了问题和建议。
      第4篇论文来自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杨盼盼副研究员的《汇率与贸易的动态关系:来自中国省级数据的证据》。文章关注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同时,对区域非均衡增长的根源——汇率政策对不同区域的贸易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作者基于面板VAR模型,利用中国省级数据,对人民币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和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汇率和贸易动态进行了经验研究。经验模型识别了汇率冲击对贸易平衡的影响。基于经验检验分析发现,中国东部、中部及西部省份在开放度、面临的汇率冲击程度及贸易余额对汇率的敏感程度方面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开放度方面,东部开放程度较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实际有效汇率的上升幅度方面,东部上升幅度较低,中部和西部较高;而从贸易余额对汇率的敏感程度方面看,汇率上升冲击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最为负面,对东部较为负面,对西部影响不显著。综合影响来看,中部地区受升值的负面影响最大,东部和西部相对温和。中央大学的吉见太洋副教授点评了该文章,指出还应考虑全球范围的宏观冲击,并且可以考虑国内内部贸易的影响。
      第5篇论文由中央大学的吉见太洋副教授报告了《离职率差异的考虑巴拉萨—萨缪尔森模型的失业问题》。文章考虑了一个有可交易部门和不可交易部门的小型开放经济模型,研究了资本积累和生产率增长对失业的影响,劳动力在两部门间自由流动,而搜寻摩擦会造成失业,非贸易部门包括公共部门,各部门具有不同的离职率,这导致补偿工资差异。生产力增长导致两个部门扩张,或者导致一个部门扩张和另一个部门收缩。此外,生产力增长相对较快的部门,失业率可能会上升或下降。最后,模拟表明引入部门间离职率差异提高了巴拉萨—萨缪尔森模型的预测能力。北京大学的肖筱林教授对论文进行了评论,她提出一系列问题和改进论文的相关建议:如何更好地建模支持贸易部门的岗位分离率高于非贸易部门?如果允许贸易和非贸易行业之间资本自由流动会产生什么新的结果?劳动力市场中匹配方程是否有其他选择?另外,考虑到近年来全球化背景下不平等问题涌现,能否考虑将模型扩展为两国模型以分析全球化对开放经济体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校准和经验分析部分,是否可以聚焦于一些特定国家,如美国、日本及中国等,以使研究更具现实意义?
      最后第6篇论文由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倪淑惠博士报告了《收入弹性、货币升值与贸易收支——基于美国的研究》,文章计算了1996-2017年美国与9个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收支的收入弹性和汇率弹性。结果表明,收入弹性比与国内外国民收入比呈正相关。当收入弹性比小于国内外国民收入比时,美元升值可以改善其贸易逆差。9个样本国家中有7个符合条件。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下,同一产品的需求不同,表现为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随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货币贬值是否能够引起贸易收支的改善应以本国的收入和收入弹性为条件。在美国的双边贸易中,出口的收入弹性小于进口的收入弹性,表明国内和国外相同的收入变化将导致比进口少得多的出口,此时美元贬值将增加进出口差额,进一步恶化贸易平衡。美元升值可以改善贸易平衡。来自横滨国立大学的佐藤清隆教授点评了该论文,并提出几点意见,如应该使用实际汇率而非名义汇率、失业率可能与GDP相关、没有讨论J曲线效应等等。
      至1日下午5点半,第七次中日系列双边研讨会在热烈的气氛中顺利结束,实现了召开本次会议的目的。通过对6篇参会文章的报告、评述与讨论,中日学者们积极参与,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加强了中日双方对汇率与货币问题的相关研究,为后续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晚上6点,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宋泓副所长宴请了中日双方的参会嘉宾,并表示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将会继续与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精诚合作,将这个系列会议坚持下去,为中日双方学术界贡献更有意义的研究,同时对参会代表和与会学者的支持和努力表达了感谢。

 参考文献:
Verdelhan, A. “The Share of Systematic Risk in Bilateral Exchange Rates.” Journal of Finance, 2018, 71 (1), pp.375-418.

    作者和评论专家文件下载国际金融问题-汇率与货币.zip

 

版权所有 © 2014 《世界经济》编辑部
本系统由北京玛格泰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设计开发  技术支持:support@magtech.com.cn